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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将公安局独立出来、流动起来，是对地方党组织和政府是否“执政为民”
的一种监督、一种“镣铐”
。”
“警察系统这样就会变成垂直的“条组织”
，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机构。
从我前世的经验看，美国警察有近100万，在3.3亿人口中，警民比例是千分之3.25；我国的警察数量有超过350万，在14亿人口中，警民比例为千分之2.5左右。
当然，两国都有很多不属于警察的协助人员，例如我国的协警。
事实上，两国的警察数量都不够，都是因为控制财政支出的缘故。”
“实际上，社会安定的话，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以公安为核心的警察，例如我前世六七十年代，国内仅有六十多万警察，后来数量剧增，是因为城市化的需求所致。”
“不过我们需要考虑现在的格局，其实“侦缉”
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公安”
，在民兵组织普遍化的背景下，公共安全的压力并不大，压力在侦缉上，例如需要大量的民事侦缉警察。”
“所以我建议，建国后将警察的数量基本定位于千分之3.5，其中2个千分点要求全部是民事侦缉警察。
按照建国初期6亿人算，即警察总数为210万人，其中120万为民事侦缉警察。
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
“民事的很多事情，是无法算发案率的，因为是事先解决的，所以我们只能看警民比，每个民警对应500个公民，再考虑交叉监督，每个民警可能要对应1000个人。
从长期工作的角度，每个民警理应将自己负责的1000个人的主要脉络，搞得非常清楚，在任期内熟悉和了解其中的大量人员，尤其是底层困难人群，从而在民事上把握革命性，保证国家的司法公正原则，能够基本地传导到每一个公民。”
“其余的90万公安警察，主要应对公安案件，这在建国初期也已足够。”
“法院和检察院，在建国初期是比较头疼的，因为不管再怎样“事实正义”
，判决都是需要依据法律条文的。
因此法官和检察官，就必须有专业性。
这是短期很难改善的，相关人才，要很多年才能培养到足够的数量。”
“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早期，只能是以政治觉悟和热情，来弥补专业的不足；用“常识”
的清晰，来弥补判决的困难。
尽量发挥民事侦缉警察的优势，把案件的事实尽量搞清楚，而不要把法律条文上的难题，丢给经验和知识都不足的法院和检察院。”
“法院和检察院的人员，是直接确定司法程度的执行人员，当然更应该流动起来，在一个地方只能呆三年，要完全规避与“地方实力人物”
之间的纠葛。
地方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要规定必须尽量避免与法院、检察院及警察系统的密切来往，更不能将自己的意愿，施压于司法系统。”
主席的总结是：“我们历史上，用肃反比较多，用司法比较少。
肃反是战争年代临时性的做法，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
但未来法制要遵守，而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至于司法系统内部，司法腐败是最恶劣的腐败，需要未雨绸缪，在机制上就应该尽量避免司法最后走向腐败，走向与地方经济利益的勾结。”
第二天下午讨论的，是宣传与舆论问题。
李思华在这个问题上，举了很多前世的例子，从我国的“中宣战五渣”
到美国、英国不断的恶劣的舆论战。
西方的舆论战不断进化，你明知道他们就是一个个“谎言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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