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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
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10]
从态度来看，朝廷有两点是明确的。
一个是定性问题。
朝廷已经认定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
之说，认为“罪无可逭”
。
另一个是严办。
无论是洋人还是聚众滋事之人，一律不饶。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态度，而在于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曾国藩经过认真研究案情，发现了很多疑点。
他上奏朝廷，提出了这些疑问。
曾国藩道：首先，疑犯武兰珍所供出的王三，“业经弋获，必须讯取确供”
；其次，武兰珍到底是不是受王三指使？王三到底是不是教堂的人员？“挖眼剖心之说，是否凭空谣传”
？是不是确实有证据？上述问题是案子的“最要之关键”
。
曾国藩确定，只有“从此两层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乃可服中与外之心”
。
仅过了一天，曾国藩就接到了朝廷的答复，认为他所提出的问题，“切中事理，要言不烦”
。
催促他“日内如可支持，即著赴天津，会同崇厚悉心商办”
。
清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六，心怀惴惴的曾国藩由保定启程，前往火药桶般的天津。
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
由于崇厚对法国示弱，早已引起津门上下一片怨声载道，遭到强烈反对。
但对曾国藩的到来，还是寄予了厚望。
到天津后，曾国藩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后发现，情况之复杂，超出了原来的预想。
早在曾国藩奉命出使天津之初，就接到不少意见迥异的条陈。
有的建议借助天津义愤的民众，趁机驱逐洋人；有的建议联合俄、英等国，“专攻法国”
；有的建议参劾崇厚，为老百姓出气；还有的建议调集军队“以为应敌之师”
。
总之，立场各异，说法不一。
曾国藩的态度则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坚保和局，不与洋人构衅，以致启兵端”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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