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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芋很烫手，但不能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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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激化了中外矛盾，皇上把这个差事交给了苟延残喘的曾国藩。
被天津教案搅得头晕目眩的同治帝，一连发出三道上谕，把教案这块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正在为保定大旱而焦虑的曾国藩。
清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曾国藩请求续假的第三天，奉到一个内容含糊的上谕，曰：“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
具体查办什么事件并没有说明。
同日，第二道上谕到了。
这一次，说得比较清楚了。
上谕道：“崇厚奏津郡民与天主教起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
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
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
既据供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
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
著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俾昭公允。
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
曾国藩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
[6]
仅仅隔了一天，朝廷的第三道上谕又到了。
上谕曰：“崇厚奏津民教起衅争殴，自请治罪，并请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一摺。
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著先行交部分别议处，仍著曾国藩于抵津后，确切查明，严参具奏。
至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之人犯，均著严拿惩办，并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
[7]
曾国藩虽然染病在身，但脑袋并不糊涂。
天津教案捅破了天，已然甚嚣尘上，轰动朝野，两派意见大相径庭。
派谁去都很难两全。
不去吧，朝廷的三道上谕摆在那儿，作为臣子，是“不敢因病推诿”
的；去吧，案子又实在复杂，虽百思而“不得良策”
。
曾国藩坐卧不安，左右为难，陷入了深深的踌躇之中。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胶着。”
[8]在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曾国藩也坦言：“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
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
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良策。”
[9]圣命难违，曾国藩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曾国藩断定，天津之行绝难有好结果，遂做好了不测之想，留下了遗嘱：“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小明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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