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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山雨欲来，乌云翻滚，令人窒息。
其实这就是官场，这就是人生。
曾经沧海的曾国藩对此似早有预判，他既没有愤怒也没忧愁，而是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气定神闲。
但他心里明白，要挽回局面就必须付出代价，用必要的牺牲来为疯狂埋单。
曾国藩看得很透彻，皇上和朝廷的猜忌、担心主要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嫌曾国藩统兵过多，二是忌曾国藩权力太重。
说白了，皇上和朝廷无非就是担心曾国藩位高权重不好控制，生怕前脚刚刚灭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洪秀全，后脚又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曾国藩。
在看清了是非、找到了症结所在之后，曾国藩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对朝廷“卸磨杀驴”
的做法不能不感到心寒，甚至很有些“兔死狐悲”
的感觉。
适逢乱世，身为臣子，曾国藩并不能凭着伶牙俐齿地去和皇上打嘴仗，更不是明火执仗地与皇上对着干，只能是面对现实，做到心里有数就是了。
曾国藩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可历来肝火旺盛的曾国荃做不到。
尽管曾国藩早就对曾国荃说过：“古来成大功立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
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渊履薄冰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69]但曾国荃仍然抑郁难平。
没办法，曾国藩只好不断劝慰曾国荃“释去焦愤”
，“建非常之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抑郁牢骚。
然盖世之功业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
[70]，多往开了想。
曾国藩历来强调“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洁”
。
这次化解危机，曾国藩仍然采取了一贯的“以退为进”
的战略战术，力求消除朝野上下那些信口雌黄的谤议。
曾国藩采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裁军。
刚刚打下金陵城，曾国藩就主动提出裁撤由他一手创建、在绞杀太平军中立下罕世奇功的湘军。
其实，裁军的想法，曾国藩早在本年二月就已经在考虑了。
现在，无非是必须去做而已。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首先想到要裁撤湘军呢？
自古以来，由于挟军权以自重，引起天下大乱的例子屡见不鲜，历来为最高统治者之大忌。
熟读史书，加之多年宦海沉浮的曾国藩，早就晓得其中的厉害所在，不仅看透了官场倾轧、阅尽了人生百态，更对朝廷的日益猜忌了然于胸。
所以，曾国藩从墨绖出山之日起，在他一再“固辞”
的内容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军权，比如在清同治元年，他曾固辞节制四省军务，就是因为舆论所迫，极其不愿意给别人留下军权过重的印象，不想假人以口实。
当时，外间无不对长江之上没有一艘船挂的不是“曾”
字大旗、湘军将士无不对曾国藩一人唯命是从的现状表示不安，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曾国藩“兵权过重，权力过大”
所致，这引起了曾国藩的不安。
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直言“……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
[71]，更强调一旦打下金陵，哥俩应当一起急流勇退，以避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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