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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至于如何组织、如何训练，他并没有说，全凭曾国藩去领会、去创造性地执行落实。
帮办团练是曾国藩的职责所在，所以他很卖力气，提建议、招湘勇、拟章程，忙得不亦乐乎。
究其原因，不在于曾国藩有多么强的责任心、责任感，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当时，曾经以骁勇善战名扬天下的八旗兵，根本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往往还没交手就已先酥了骨，只恨爹妈少给自己生了两条腿，除了跑，根本就不敢与之正面接触。
对此，曾国藩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上说得很具体、生动：“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麋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
[7]正规部队尚且如此，那么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拿得出手吗？那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必死无疑的境况呢？曾国藩从两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是解决选才问题。
兵丁将官的素质决定着部队的整体战斗力。
在这方面，曾国藩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但求其精，不求其多”
[8]，坚决杜绝滥竽充数。
在选兵方面，曾国藩没有随便地招募普通老百姓入伍，而是在那些经过训练的湘勇里，选择“壮健而朴实者”
重新组建团练，力求从一开始就保证兵源质量。
在选将方面，曾国藩眼光独具，几近苛刻。
曾国藩认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苦”
[9]，唯独选取那些不贪财、不怕死，忠心耿耿的带兵人却是至关重要的。
胡林翼说得更直接，“天下强兵在将”
[10]，“兵易募而将难求”
[11]。
曾国藩确定了三条选将的标准，即智略深远，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
。
后来又具体为选将“四科”
，即“一曰才堪治民，二曰不畏死，三曰不急名利，四曰耐辛苦”
[12]。
有这样的思想做指导，有这样的选材标准，曾国藩的湘军后来士卒善战，良将多谋，从而人才频出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训练问题。
曾国藩没有权力指挥正规部队，他的身家性命和希望全寄托在那些临时招募来的这些湘勇身上。
如果这些湘勇不顶硬的话，曾国藩墨绖出山就是一条不归之路，就是一局永不会做活的死棋。
而事实上，那些湘勇真就不顶硬。
时逢乱世，难免世风日下，人心无不私藏苟且，除了为保全自己的私利，没有人关心国家社稷何去何从。
不要说一般的士农工商有这样的想法，那些王公大臣、大清的顶梁柱八旗兵也莫不如此。
清咸丰三年（1853年）初，就出现过八旗兵以剿匪为由，十人一帮百人一伙，出没于湖南的各个乡村和湘江之上，经常以抓兵差的名义封船封路，敲诈勒索，弄得老百姓不敢出门，商人不敢做买卖，几乎完全阻断了物品的流通的恶性事件。
曾国藩曾将捕获的三个兵丁就地处斩，以正法纪。
有这样的部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旗兵一遇到太平军往往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了。
明察秋毫的曾国藩对八旗兵的无能有着充分的认识。
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在于这些八旗子弟本身懒散成性，腐败堕落，而具体原因则在于太平日子过久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耽于享乐，疏于训练。
正是因为“未经练习，无胆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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