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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事已成功”
“近又传异辞”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
等内容不绝如缕。
在关注战争进程的同时，曾国藩也表现出应有的爱国心和对战胜英夷祈盼，并对清军的软弱无能表现失望。
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十八给父母的家书中说：“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
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在同年四月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言：“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及定海、镇海两县。
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
同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告知家人：“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
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
不知何日方可**平！”
七月，战事继续恶化，“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了。
在英夷的炮口下，大清国只剩下了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份儿。
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接替琦善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完全按照英方的条件，签订了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在世界面前，泱泱中华帝国在自己的家门口损兵折将、割地赔款，颜面扫地。
曾国藩曾分析英夷取胜的原因，他认为“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
[6]，所以逼迫大清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
[7]，“实出于不得已”
[8]。
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国将士在战争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曾国藩痛心疾首，认为“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
[9]。
靠一味的割地赔款、妥协安抚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的发展趋势，凭曾国藩的识见完全可以预判得到，但曾国藩似乎也为暂时的和平所蒙蔽，说了一番很没智力，但很顺耳的话，如“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10]难道曾国藩是真没看出来，还是故意装傻？事实证明，曾国藩此举是故意的，因为五年后，当曾国藩有机会出任广东巡抚时，他的观点不是“和”
而是“战”
。
鸦片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中英之间关于鸦片的纠葛并没有完结，英夷的目的不在于获取二千一百万银元，割一个香港，开放几处通商口岸，而有着更大的野心，其中就包括夺取中国东南的门户广州。
面对英夷的狼子野心，广州军民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欲拼死力保，主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民众更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与英夷不断发生摩擦，火药味越来越浓，形势愈演愈烈。
胆小如鼠的耆英把全部矛盾都推到林则徐的身上，说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惹下的祸端，并以有病做托词，请朝廷另选能员主政广州，他准备玩一套“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道光帝把目光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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