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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使用了通俗化的类似推理小说的文本策略。
这边有人给我贴标签，说我是“新索隐派”
，标签无妨贴，但恳请通读了我的书后再斟酌一个恰切的。
余先生对我的论述一语道破：“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运用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从‘红学’‘曹学’中开辟新园地，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
读过余先生的红学著作就能知道，他与周先生的观点不仅不同，相碰撞处还颇多，我“以周汝昌先生考证为始点”
，哪能瞒过他的眼睛，而我使用的“原型研究”
方法，“文学家的高远想象力”
常常占了上风，也是事实，他绝不随便肯定我和否定我，给我准确定位后，他说我“创造了前人所不知的‘秦学’”
，其实这是一种中性的判断语气——承认有独创性，但也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检验——表达出一个学术大师对一个外行爱好者的尝试性研究的尊重、理解与宽容。
他未必赞同，却鼓励我“开辟新园地”
，这是多么博大的学术襟怀！
我通过在美国的朋友征得余先生的同意，将他给我的这封信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也转去了报社的稿费，他收到了。
有人说，余英时的信不过是表示客气罢了。
坦率地说，就算仅仅是客气，我的心灵需要这种客气的滋润。
愿我们所置身的人文环境中，今后能少些直至涤**掉挟政治构陷的行帮霸气，多些容纳歧见与人为善的真诚客气。
从美国回来，又应邀去香港参加了书展活动。
邀请方在西式宴请长桌边安排座位时，把我的座位正好对着金庸先生的座位。
互相问好后，金庸先生对我说：“刘心武，我同意你对秦可卿的分析。”
我一时无语，他以为我没有听清，就提高声量又说了一遍。
我心里暖暖的。
金先生那样对我说应该不是客气吧？书展期间，有天我正往展厅里走，忽然对面一个人跑过来，身量比我矮，胖墩墩的，未开言，一把将我搂住，旁边的人忙给我介绍，原来是倪匡，他在书展上受读者欢迎的程度，那我简直不能相比的，他乐呵呵地说：“刘心武，见到你好高兴！
《红楼梦》我从小就读，只觉得秦可卿古怪，就没想到你那个思路上去！
你的揭秘太好啦！
我完全信服！
完全信服！”
这次邂逅当然也挺给我提气。
从香港回到北京，就又应《百家讲坛》邀请，去续录节目。
到2010年，原先《百家讲坛》的制片人聂丛丛女士，又和最早剪辑《〈红楼梦〉六人谈》的那个女编导——她已经结婚并且怀孕——找到我，录制了《〈红楼梦〉的真故事》系列，这样加起来，我总共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了六十一集讲《红楼梦》的节目。
2011年年初，我又推出了《刘心武续〈红楼梦〉》二十八回。
虽然就社会反响而言依然是沸沸扬扬，而且弹多赞少，但有人注意到，红学所的官员专家和红学会的领导没有人出来发声，只有个别的红学会会员和大学教授出来批判——我觉得他们的意见里有不少值得我认真考虑的——有人来问我：“那二位为什么不继续抨击电视台和你形成社会文化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的研究方向？”
这问题我当然答不出来。
我想，我人生中关于《红楼梦》的风浪，应该是大体穿越过去了吧？2012年，我该可以静下心来，写回忆录了。
2011年9月22日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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