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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只知道“刚毅”
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
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
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深谙《易经》刚柔阴阳之道，晚年变得更柔顺，这是他由刚而柔的转变。
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
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
这段时光中，他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
自入仕途，以孔孟之道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冷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
的坚定胸怀。
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
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
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
。
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
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
你看：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
。
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
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
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
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
、“大象无形”
、“大巧若拙”
，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
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
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
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
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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