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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读的。
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
在他的推崇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
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
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
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
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
、“布衣寒士”
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
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
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
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
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经世致用”
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
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
，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
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
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
。
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不开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
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至于此，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
。
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
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
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
后来湖南王运闿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
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撰《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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