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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以洋药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乱。
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军，没有多大用处。
他说：“轮船枪炮之所以被人重视，不过因为国人震于其少见，遂使洋人得以炫耀罢了。”
可是这事既创议于执政中枢的奕讠斤，又经皇帝批准期于必行，曾国藩自不敢加以否定，只好赞成购买。
在同一奏折中，他认为只要买得若干西洋船炮之后，招募一批聪明智巧的本国工匠，加以仿造，一两年之内，我们就可以与洋人共享船炮之利而并驾齐驱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的平定，得力于西洋船炮的助力甚大（至少李鸿章的淮军便是如此），而仿造西洋船炮的工作，并不像他在衡州仿造广东战船那样容易，耗银千百万，费时数十年，终清之世，犹未能达到与列强相抗衡的水准。
曾国藩料事，显然不尽透彻。
不过，曾国藩逐渐在改变。
头一年，他还不以为购买船炮是当务之急，第二年，他却在安庆着手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了。
有一次，他告诉幕僚们说：“中国要讲求自强，基本要务，第一是革新政治，第二是访求人才。
而目下最为急迫的手下工作，就是学会西洋制造船炮的技术。
一旦我们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么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
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或相互对敌，我们都可有所倚恃。
否则，我们与洋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无论是仇视他们或感谢他们，终将落得一无是处。”
曾国藩这一席话，大体上是有见地的，只是他把洋人的长处，看作唯有“船坚炮利”
而已，则未免仍是当时一般世俗的看法了。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在曾国藩大力支持之下，幕客华蘅芳、徐寿等居然造成了一部轮船发动机。
试验的结果，曾国藩大表满意。
他的满怀兴奋，在日记里充分地流露出来：“洋人的智巧奇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会了。
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可向中国夸耀的东西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意料中的那么简单。
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一大段距离。
后来，华蘅芳等虽然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却迟迟无法拼凑成一艘完整可用的轮船。
他才知道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正当造船工作屡试屡败，万般焦急的时候，华蘅芳等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几年前在上海认识的广东人容闳。
容闳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不但精通英语，具有丰富的西洋学识，难得的是他具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亟思以其所学，为祖国效力。
于是华蘅芳等共同向曾国藩进言，请求罗致容闳前来，认为由他主持设立机器厂，于造船制器工作的推行，必然大有帮助。
曾国藩听了极为高兴，马上让最早与容闳相识的张世贵与李善兰，写信速邀容闳到安庆来。
容闳来到安庆，和曾国藩见过两次面，曾国藩认为这位青年干练可靠，立即委派他赴美采购“制造机器的机器”
，计划将来设立一座机器总厂，由此而衍生各种军火器械的制造分厂。
曾国藩奏准赏给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交付采购机器的价银六万八千两。
足见曾国藩对容闳的信赖和期许之深。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
到了同治二年十二月，终于装配完成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
距离上年发动机的制成，已经整整过了一年又五个月。
这艘船的体积很小，船身长约二丈八九尺（九米多），时速只有二十五六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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