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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官学在教育管理上也自成体系，有着严格的规定。
县学的学官由教谕和训导组成，教谕主持县学学务，训导则起辅佐作用。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朝廷颁布《学官考课法》，以学生的科举考试成绩来评定学官的业绩优劣。
除此之外，其余的助教和工役人员没有固定的编制，时多时少。
如据记载，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义乌县学有教谕、训导，还有斋夫6名、膳夫8名、门子5名、内掌教3名、分教2名、学书1名，共25人，领取薪俸的教学管理和后勤人员共计27名。
顺治十四年（1657年），教学和后勤人员则裁减为10名（不包括教谕与训导）。
县学学生自明代开始分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3类。
学生初入学的称为附学生员，入学后经考试为优等者，为廪膳生员，成绩次等的为增广生员。
明时，义乌县学有廪膳生、增广生各20名，附学生无定额。
至清代顺治年间，义乌县学有廪膳生、增广生、附学生各20名。
县学虽为地方官学，但官府直接拨付的钱款并不多。
如清末，所拨经费仅用于教谕、训导、学官及杂役的薪俸和私立学校补助。
据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义乌县学堂岁入经费共计大洋7710元，其中官府投入的公款提充952元，派捐435元；次年，义乌县学堂岁入经费共计大洋8302元，其中官款192元，公款提充1585元，派捐504元。
义乌县学的教育经费主要还是来自学田地租，而学田也主要通过民间捐助置有，其地租收入作为祭祀、教官俸薪和补助生徒等费用。
据清嘉庆《义乌县志》记载：明万历四年（1576年），知县梅淳将乡民四次私买的福田、寺田12亩、灌塘4口、山地36亩报请学道批准，全部充作县学学产，收息作生员月考等费用。
又如清初名臣朱之锡捐助学田10亩；大陈节妇陈楼氏捐助学田37亩2分5毫，岁收租钱17227文，作文武乡会试的经费。
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楼德运、陈鼎贵合将二十都西王山9亩4厘（内有缸窑1条）助学，收息以备学宫修葺之用。
3、教学与考试
县学教学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内容，明代的县学分礼、射、书、数4科。
礼包括经史、律令、诏诰、礼仪等内容；数则以《九章》为教材。
清代的县学主要学习《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书。
明代中期以后，科举以八股取士，县学的教学实际上多以学做八股文为重点。
县学十分注重考试。
明代县学考试分月考、岁考、科考3类。
月考由学校教官主持，岁考、科考由提学官主持。
岁考列一等者，为候补廪膳生；列二等者为候补增广生；列三等者照常；列四等者挞责；列五等者递降，廪膳生降为增广生、增广生降为附学生、附学生降为青衣；列六等者黜革除名。
科考是对岁考列入一等、二等的生员进行复试，合格者可应乡试。
清代县学分岁考和科考两种，岁考每年举行1次，科考隔岁举行，均由学政主持。
岁考成绩优等的可升等，附学生补增广生，增广生补廪膳生；列入劣等的，依次递降。
科考成绩优等者才能参加乡试。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的县学实际上已完全沦为科举考试的准备机关。
二、书院的管理与教学
书院，作为明清教育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亦官亦民的特殊性使其在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上也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
明代以来，书院已从最初的藏书和修书之地逐渐分化出多种类型的设置目的。
少部分是学人讲学场所，属于“研究型”
的，这类书院依学人的生死而存废；大部分书院则为地方官绅为举业而设，属于“教学型”
的，名为书院，很多时候与社学、义学，甚至学塾也难以区别。
书院多为自主办学，没有固定的修学年限，招生名额也无定规，一般招收有一定学问基础或科举落第而成绩较好的学生。
其主持者多为义乌当地的名师学人或辞官回乡的官吏，称之为“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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