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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古代的义乌学人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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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学成为中国古代最正统、最有影响力的核心价值观之后的两千多来,学者、思想家、官僚和教育家在很多时候可以集多种身份于一人。
这与儒学重视教育,倡导“入世为官”
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也与起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密不可分。
考取功名、做官为政是读书求学的动力和目的;当读书达到一定境界时,自然成为了学者和思想家;当取士失意或辞官回乡,一个读书人最好的选择便是招徒讲学,研究学问。
纵观义乌有史料记载以来的学人和教育家,这一特点同样非常明显。
当然也有例外,作为教育家,更多的是从其对当地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来判定的,因此,只要对义乌教育发展有所贡献的就是义乌的教育家,他可以不是学人或思想家,很多开设学塾或从事乡村教育的乡贤尤其如此。
义乌有史料记载的教育家的鼻祖应属南齐(479—502年)时期的娄幼瑜。
宋濂的《华川文派录》将他与“初唐四杰”
之一的著名诗人骆宾王相提并论。
楼幼瑜,字季玉,东阳人,好儒学,他在乌伤聚集了学徒来教经授学,他的著作有《礼捃遗三十卷》与《文集六十六卷》、《隋书经籍志注》传世。
他应是史料记载中义乌最早的教育家、经学家和文学家。
骆宾王(约627—约684年)是义乌人民最引以为傲的义乌学人,唐初最著名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
。
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骆宾王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
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
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作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
骆宾王虽具有传奇且为乡人引为自豪的一生,但他一生都在全国各地奔波,对义乌家乡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并没有任何记载,所以不再赘述。
至唐代,中国科举制度已步入正规,浙江和义乌的学人登入进士的都已有据可查。
据《浙江通志》记载,浙江录取进士人数为九十三名,其中义乌有二人,分别为楼颖和贾谅。
楼颖,乾符三年(876 年)丙申科进士,他是义乌史料可考的最早的一个义乌进士。
贾谅,以诗赋登入进士科,因得到官员的推荐,官任御史大夫,具体年代已无法查考。
宋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幅改革,一是扩大了取士的名额,用来补充官员任职之缺。
在唐代每年取士仅有一二十人,最多是六七十人。
而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的改革实施后,一次便取士一百二十七人,之后录取人数年年增长,每次人数均有数百人之多。
二是提高及第后的待遇,来吸引众多应试的士子。
唐代士子及第后只获得做官的资格,如果要成为正式官员,还要经过吏部相关程序后才可以任用。
而在宋代科举制中,士子一旦考取了功名便可以直接被授予官职,可做知州、通判等等。
三是考试制度比前朝要严格了很多。
宋代严禁达官贵人以“公荐”
的方式来举荐人才,实施殿试制、弥封制(把试卷上填写姓名、籍贯的地方折角或用纸糊住,以防止舞弊)和锁院制,从而规范了考试、限制了考官的权力,确保取士的权利充分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在这样的制度促进下,义乌在两宋时期取士人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可考的共有103人之多,其中就有一大批名士和对义乌教育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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