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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算真正的教育组织。
它是地方上的一些普通贵族和归隐退居乡里的绅士乡官，闲暇时候聚集在一起讨论学问的场所。
这种场所长期存在，甚至到了春秋时期还存在着。
这种“乡校”
在农闲时也对一般的平民子弟进行一些有关道德礼仪和农事等多方面的教育。
另一种是“闾塾”
。
在《礼记·学记》中有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
郑玄注：“古云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
孔颖达疏：“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共同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
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就教于塾。”
这种“闾塾”
实际上也并不属于教育机构，更确切地说是属于对奴隶劳动进行监督管制的场所。
到了春秋末年，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西周日趋衰落，礼崩乐坏，群雄逐鹿，国家众多。
国与国之间常有纷争战事发生，使得众诸侯无暇再去顾及学校的存在和发展。
原本属于西周的官吏们纷纷出走到其他诸侯国寻求出路，各诸侯国甚至各卿大夫也需要“士”
来为他们服务。
一时间，“士”
的需要大量增加，于是出现了“士”
阶层，“士”
的培养也就成为迫切的需求。
这时的旧官学基本瓦解崩裂，由“学在官府”
变为“学在四夷”
。
自此，新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形式应运而生，这就是私学。
春秋时期著名的私学教育家，在孔子之前，据传有周室的老子，楚国的老莱子、伯昏无人，郑国的列御寇、邓析、壶丘子林。
与孔子同一个时代开办私学的有在鲁国讲学的少正卯、柳下惠等人。
可见，私学并非孔子首创，但他绝对是把私学推向新境界的最杰出的代表。
孔子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从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上，称得上是最负盛名的私学大师，也因此确立了他作为中国“圣人”
的地位。
私学这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基本上脱离了国家政府体制，成为独立的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政教合一”
的传统教育思想，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模式。
到了汉代，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置了博士弟子员，标志了汉代太学的建立。
博士就是太学教师，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
汉成帝时期，博士弟子人数效仿了孔夫子三千弟子之制，也定员为三千弟子数量。
到了东汉时期，太学生人数最大可达到三万余人。
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最早兴办了地方官学。
当时，蜀郡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文翁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亲自挑选了十余位聪敏有才者，派遣到京城学习文化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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