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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法律规定了举证、审讯的制度，反复比验供词，多方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狱吏徇私枉法，掩饰事实真相，伪造判案文书而得逞。
《贞观政要·慎终第四十》
□当今道被华戎，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
然言尚于简文。
志在于明察，刑赏之用，有所未尽。
夫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贵贱亲疏而轻重者也。
今之刑赏，未必尽然。
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
遇喜则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
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
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
刑滥则小人道长，赏谬则君子道消。
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
李世民这样的司法理念，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的独创，他只不过是将现实和前人的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
他从小就听老爹讲的故事：虞舜时代，没有肉刑，只是画一些衣服、帽子和花纹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但人民却不犯法。
《尚书》上也有“明德慎罚”
、“惟刑恤哉”
的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提倡尚德，刑罚要适中，量刑的时候一定要有悯恤之意。
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也早已看出司法问题的症结所在了：古代圣贤判案，是想尽办法寻求给人以生的理由；而今人判案，是千方百计寻求给人以死的理由！
古人的这些司法实践，都可以看成是使用刑罚的精髓所在。
刑罚和赏赐的根本，都在于鼓励美善而惩治罪恶。
因此，一定要公平，唯如此，才会达到良好的效果。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有很多因素会妨碍罚赏的执行。
有的会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决定刑罚和赏赐的或伸或屈；有的会根据自己的喜怒来决定刑赏的轻重。
碰到高兴时就在法律中寻求情有可原之处；遇到发怒时就到事实之外去寻找其罪过，对喜爱的人就会钻开皮肉去寻找羽毛，极力为他开脱；对憎恶之人就会洗净灰垢去寻找疤痕，极力对他挑刺。
疤痕自然是可以找到的，但惩罚就滥用了；羽毛当然也是可以找出的，但赏赐就荒谬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古代那些官。
读书的时候尽弄些经啊典的；做官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却是判案。
判案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法律不怎么精通，甚至很少涉及，怎么能公平公正？总不能完全凭热情，凭政治觉悟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冤假错案也一定少不了。
董仲舒就说了，审判除依据法律外，还可以参照儒家的经典，他的《春秋决狱》一书就是他断案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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