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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想尽办法给人以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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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元年，李世民处理完一些紧急的事情后，对刑事案件之类的司法问题关注起来。
司法事关稳定大局。
《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
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非疾于人，利于棺售故耳。
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劾，欲成其考课。
今作何法，得使平允？』谏议大夫王珪进曰：『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
』诏从之。
太宗又曰：『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
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
如此，庶免冤滥。
』由是至四年，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他的观点是，人死了就不可能再活，因此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卖棺木的人希望每年都发生瘟疫，并不是他对人们的仇恨，只是因为瘟疫有利于棺木出售罢了。
现在，司法部门审理一件狱案，总想把案子办得严峻苛刻，用这种手段来完成考核成绩。
这个绝对不行。
他于是定下规矩：从今以后，死刑都要让人大常委会（中书省）、最高人民检察院（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国务院领导（尚书九卿）等共同决议，禁止滥用刑罚，严格避免冤案。
这样实行的结果是，从贞观元年到贞观四年，判为死刑的，全国一共只有29人，刑罚几乎都快要搁置不用了。
后来，他又不断补充完善他的宽大简约论。
贞观十年，他就指出：国家法令，必须订得简明，不应该一种罪有几条款，格式繁多了，官吏就不能全都记下来，更容易发生奸诈。
如果想开脱罪责就援引轻判的条款，如果想加重罪就援引重判折条款。
一再变更法令，实在无益于刑理，应该仔细审定法令，不要让法律条款产生歧义。
他还非常重视法令的诚信。
他很详细地听取了魏徵关于这方面的意见。
魏说：诚实信用，就是国家的行动纲领，如果话说出来却不被实行，是言而无信；法令制定了却不被服从，是为没有诚意。
不被实行的言语，没有诚意的法令，对国君来说，就会败坏道德名声，对于百姓来说就会招致杀身的危险。
魏徵他们其实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因此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
他认为，审案不能严刑逼供，不能节外生枝，不是牵连的头绪越多，就越能显示判案者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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