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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大藏经》，东初法师得到孙张清扬居士的支持，发起影印由叶公超从日本运回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并且成立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南亭法师担任团长，由我领队，和煮云、广慈法师，以及当时的宜兰青年慈惠、慈容、慈莲、慈范、林松年等人一起参与。
我们环岛80天，推广了数百部《大藏经》。
慈惠法师还撰写了《宣传影印大藏经弘法日记》记录当时的弘法盛况。
我自己本身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也没有受过文字的训练，但受到胡适之先生的影响。
他说：“文章如讲话，话怎么讲，文章就怎么写。”
就这样，我也觉得写文章如同讲话，没有困难。
如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法句经》）因此，我也倡导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文章，跟随胡适之一样，在佛教里推动着白话文运动。
20世纪50年代，我先后在台北三重埔和高雄中山一路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
，对人间佛教有了创新的发展，推出台湾首部出版《中英对照佛学丛书》经典部和教理部，佛教的艺文如《苏东坡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说集》等。
尤其，重新分段、标点的《每月一经》，每本流通价一元，都是成本以下，等于是广结善缘一样，与有缘的读者结法缘了。
这些通俗、白话、易懂的佛法书籍，很受大家的欢迎。
一时，这许多佛教文化出版事业，就像过去的“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
一样，广为风行。
我刚来到台湾时，新竹有一位慧瑞法师是印善书的发起人，我翻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他帮忙推动不少。
我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是第一本佛教的精装书，在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光是助印流通的，就已经超过百版以上了。
当时，我在宜兰培养的青年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法师，就在这里为各界人士服务；国际上的，如巴西宋复庭，泰国曼谷的廖振祥，美国的沈家桢，以及香港严宽祜长者等，都和我们有往来。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也以“以文化弘扬佛法”
作为推动人间佛教四大宗旨之一，继《觉世》《普门》杂志之后，二〇〇〇年时，我创办了《人间福报》这一份日报，天天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思想带入社会，带进家庭，被喻为台湾的四大报之一。
台湾文化出版如火如荼地发展同时，大陆在“文革”
十年之后，也开始出版一些佛教刊物。
如和我交情甚笃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他办的一份《法音》杂志，就是志在推动佛陀的人间佛教。
而今大陆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了不同的气象，许多学术机构、寺院团体，听说每年都会举办学术会议，至少也有一二百场，出版发行许多的杂志和书籍。
我酝酿五十年编辑出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在众多因缘具促下，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口述的十六册《百年佛缘》，也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这套书出版后，有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和我见面时，还对我说：“你的书，我都看了。”
接着，去年口述的《贫僧有话要说》，也交给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对中华佛教文化未来的前途和对中华文化发展，我们是有信心的。
可以说，现在海峡两岸对推动人间佛教，都有了认同和默契。
特别是，最近新上任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他年轻有为，运用现代科技网络弘法，以十几种语言传播佛教文化。
我想，未来人间佛教的弘扬，威力更加不可限量。
弘扬佛法的语言文字，应该重视给人懂、给人接受，才能落实于生活，对人有所助益，如：“有二比丘，一名乌嗟罗，二名三摩跎，来到佛所，白言：诸比丘有种种性，种种国土人出家，用不正音坏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用阐提之论，正佛经义。
佛言：我法中不贵浮华之言语，虽质朴不失其义，令人受解为要。”
（《毗尼母经》卷八）因此，人间佛教的文化出版，顺应每个时代的需求，经历译经、刻经，到现在杂志、报纸、电子报等出版品，以当代适合的方式进行传播。
在书本的设计上，要求印刷精美、精装；在内容上，要文字流畅，白话易懂，有可读性、文艺性、生活性。
人间佛教指导我们，增加我们在修行路上、在做人处世上的帮助。
可以说，这些都是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契理契机”
的展现。
清末民初，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人发起“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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