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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总裁乔恩·科赞为竞选新泽西州的议员花了6200万美元，他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富人在慈善事业和政治中越来越活跃。
相比于慈善事业，参政更难也更不重要。”
科赞不但要面对花钱买官的指责，而且还要回答人们对他的钱是否来自正道的质疑。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巨富们代表了一种广泛的舆论趋势，这个名单上还包括意大利新任总理西尔维奥·伯鲁斯卡尼，他在《福布斯》列出的世界级富翁中位居第14位。
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为什么富人应该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以外。
但是，绝大多数的公众更愿意对富人从事慈善事业投赞成票，那么慈善事业到底是不是富人使用他们的金钱和时间的最好方式?
一个世纪以前，安德鲁·卡耐基和约翰·洛克菲勒就把财富用在建立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和音乐厅上。
在美国，各种渠道的善款总额在2000年达到了203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比1995年猛增了1个百分点。
但在其他国家里，现金形式的善款数额相对要少得多。
美国人的财富一旦达到20万美元，就会出现捐出大笔善款的现象，而在其他国家里，人们往往在挣得百万以上家财时才从事善举。
以往富人们捐钱常常是迫于压力，现在，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满足其他人的需求，证明他们可以比政府或者别的慈善家做得更好，表达对财富的感激之情，让自己有别于他人，并且让自己幸福。
这种改变是人们变得更富裕的结果，而且会引燃世界各地的慈善之举，在印度、爱尔兰和拉美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
当然富人的捐款也有其他的动机，很多新兴的慈善家捐钱是为了提升自我形象、获取信用、为自己做广告，他们的动机不是出于义务，而是想让自己成为明星。
怀疑论者中最出名的要算甲骨文公司的拉里·埃里森，迄今为止，他仍然拒绝在慷慨上与比尔·盖茨一搏。
他说，公众对慈善的态度"非常奇怪，我们计算慈善的尺度是看你浪费了多少钱。
我们计算的是捐款的数量，而不是效果"。
也许他是在为自己的吝啬找借口，但拉里·埃里森有一点是对的，效果最重要。
慈善事业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拉美，"人们原来以为贫穷是文明永恒的一面，这种观念正在经历全面的改变。”
费尔南多·伊斯普拉斯说。
他是拉美一家名为星媒你的互联网公司年轻的老板。
"下一代的人会更成熟，他们更能理解在拉美摆脱了军事独裁者之后，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更平等地分配财富。”
因为税收体制的限制，拉美人更愿意通过公司来进行慈善捐助。
成立于两年前的星媒体基金会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以缩短数字时代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如果这一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星媒体公司也会从中受益。
这对伊斯普拉斯先生来说，无疑是一场双赢的结局。
巴西的慈善事业也从一无所有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主要是由大公司来推动的。
在巴西的跨国公司为提高教育水平和儿童健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而使当地的公司在惭愧之下不得已而从之，而这一领域正是政府力所不能及之处。
总之，从上面罗列的这些现象来看，我们应该得出结论：金钱的充裕带来的问题不会比缺乏金钱带来的问题少，但要做到让金钱成为仆人而非主人，则问题会简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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