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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向日本军人、侨民发放的烟卷名为“复兴牌香烟”
，出售的香皂名为“樱花皂”
。
在山里隐蔽的时间一长，日本将兵就受不了了，阎锡山给他们的钱也多，强烈要求进城去享受享受，不允，便私自邀邀约约地开小差进城花天酒地地玩乐。
违令进城的人一多，法不治众，军纪也就随之**然无存。
后来当官的觉得堵不如疏，干脆安排将兵分期分批进城，为了不致走漏消息，要求所有进城的日军将兵都必须换上阎军军装，否则给予重重罚款。
可是军装拉来后，许多日本兵宁愿被罚款，也拒绝换装。
这也难怪日本人挑剔，阎军的军装不仅质量差得不好意思说，而且还难看得要命，皱巴巴的，就像是刚从坛子里抓出来的老咸菜。
颜色呢？全部是用洋槐树花熬水土染而成，长相再英武的军人穿上这样的军装，也失了七分威风。
通过城野宏领导的残留日军政治部的努力，太原很快成了滞华日本人心向往之的中心，在他们的努力宣传下，各地的日本人也以山西的日本人为榜样，想尽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残留了下来。
从一九四六年冬季起，从北部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到天津、北平、张家口、青岛、济南、石家庄到南部的上海、杭州、汉口到海南岛，少则有一二名医生残留，多则有像上海那样的五百名左右的以技术人员为主的残留者。
城野宏的政治部给这些残留同胞和团体，寄去《周报》和《晋风》，使其了解山西的情况，以鼓舞残留者的士气，同时也使山西的日本人了解在全中国各地的残留日本人的动向。
也有因从事残留运动被山西以外的中国当局枪杀的。
元泉馨的一位旧部属从长春托中国人给元泉馨捎来信件，于是，元泉派自己的副官小泽带着自己的信件，前往长春，向部属介绍山西残留运动的情况，并让他与山西方面遥相呼应，在长春建立日本人部队。
并说如果在东北的活动不顺利，也可带上愿意残留者前来山西。
小泽副官运气不好，火车到山东海关车站时，遇上国民党中央军搜查，元泉馨给部属的信件成为了罪证，当即被中央军以间谍罪枪毙。
或许是因为人们感到了不安全，才会轻易相信那些虚幻的东西吧。
各种谣传和凭空捏造的故事，在混乱中常常被当作真实的事情而广为传播。
例如，在东北的长白山中，隐藏着以加藤中将为司令官的十万关东军将士，既不投靠共产党，也不依靠国民党，而是保持中立，等待日本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件事是副官处处长长野贤去大同日军总队联络工作归来时，在北平听说的。
他还说，原任日军军医的吉村花子认识了宋美龄的秘书、中华民国创立者之一黄兴的女儿黄桂英，并经黄的介绍，受到宋的召见，并接受了宋的密令，请她前往东北，请加藤司令官出山来协助在东北的中央军作战。
长野贤带着这样一个传闻回到太原，立郎被急需鼓舞的日本军官当作一件英勇的壮举，而大受褒扬。
一个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传闻给他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辛辛苦苦编写的剧本《楠木正成》的回报。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岩田清一竟信以为真，打算和长野贤一同乘飞机经北平去东北，以便在加藤司令部出发之前，加以阻止。
城野宏找出几本杂志，扔在岩田面前，说：“你看看，这段时间，中国的杂志上也饶有兴味地刊登了在长白山里，残留着许多日军的故事。
我看，这多半是由于通化事件（1）之类而引起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岩田翻了翻杂志，这才放弃了东北之行。
城野宏还说：“平部朝淳甚至还向我报告，说他听到太原师范的学生说，有不下三千人的日本人部队开进了五台山，我派了几个中国人去调查，结果是误把从五台山经过的八路军部队，当成了日军，因为战争结束后，他们穿着我们的装备服装，样子很像日军，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传闻。”
岩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
石家庄的日本人带来了聂荣臻部队里出现了日本人的机械化兵团的消息，五城邦一团长还想同他们取得联系，并且认为他们一旦知道太原有这么多日本人残留下来，而且正在扩大势力，就一定会赶来投靠我们。
五城向我提出了这个建议，我的答复是，虽然不知虚实，但不管怎样，都有必要去了解一下。
于是我派永富带几名部下一起去石家庄，化装深入到八路军控制的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结果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像日本这样一个特别崇尚武力的民族，他的军队从来就是靠灌输军人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与严厉无情的军规来加以控制管理的，而今犹如神祇，战无不胜的天皇宣布投降了，日本人的精神偶像瞬间崩塌，信仰也不复存在。
驻山西的第一军也和所有的日本军队一样，成了战败之师，如今只能寄人篱下，苟延残喘。
亡国已经成为所有日本人共同的痛，还有不少来自被美国人从B-29轰炸机上扔下的凝固汽油弹夷为平地的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的将兵，以及来自被美国人用原子弹从地球上抹去的广岛和长崎的将兵，更多了一层家破人亡之恨，故乡遭此大难，亲人是否还活着，成为他们最强烈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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