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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或出于趋利，或谋求避害，与农耕文化有关的自然崇拜、精灵崇拜的实例在《山海经》中不胜枚举。
在中国东中部地区，季风雨是主要的降雨类型。
因此，除了雨师和雨师妾，时人还创造了能够驾驭风的自然神风伯。
《中山经·洞庭山》有风伯之山，《大荒北经》亦云：“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雨师，敦煌莫高窟第249窟
雨师是东汉、南北朝时期壁画中的主要神话形象之一。
例如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的代表第249窟中就有雨师形象。
这个洞窟开凿于西魏，窟顶的壁画内容非常丰富，西坡画阿修罗，四目四臂，手托日月，**立于大海之中，水不过膝，身后是须弥山忉利天宫，两侧有雷公、电母、风神、雨师、乌获、朱雀、羽人；东坡是二力士捧摩尼宝珠，两侧是飞天、朱雀，下有胡人与乌获百戏，及龟蛇相交的玄武和九首人面兽身的开明；南坡画道教题材的西王母，乘凤车浩浩****地巡游天列，下方有狂奔的野牛，黄羊和虎；北坡画道教题材的东王公，乘四龙车，下方绘山林、黄羊等。
这一洞窟中的壁画便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神话相互融合的典型。
东汉祈雨摩崖《张汜雨雪辞》拓片
舞龙《宋江祈雨》
降雨的平均分布是农耕生产的理想模型，但以华夏民族文化核心区伊洛河流域为例，以相同的地理位置作为空间坐标，降雨量会因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而分布不均，而以相同的季节作为时间坐标，降雨量的分布也会因为地形的阴阳向背分布不均。
因此，人们在通过塑造风伯、雨师并祭祀雨师的同时，也开始了寻求理性探索降雨奥秘、总结自然规律的历史实践。
风伯，重庆，大足石刻
飞廉，敦煌莫高窟第285窟
《楚辞·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後飞廉使奔属。”
王逸注：“飞廉，风伯也。”
降雨是由季风带来的，而季节的周期性变化和地形地势的变化都会对季风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降水量和农作物的生长。
因此，人们一方面热衷于依靠堪舆学、风水学寻找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
，以期通过地形实现区域内降水的集中。
另一方面，无论是商方国还是同时代的夏，以至于更早的唐尧、虞舜和炎黄部落联盟，在《山海经》不断成书的先秦三代，华夏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以河洛平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
这一地区地处亚欧大陆东岸，四季交替明显。
其中，春季、夏季风增温增湿，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秋季、冬季风降温降湿，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相对于“风水宝地”
的不可复制性，人们显然更渴望完善合理的历法，掌握更加精准的季节变化规律，从而把握农时，使农耕生产可以在更广大的地理范围内被推广。
《四明丛书——夏小正求是》（民国张氏约园刊本）
《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传统农事历书，原为《大戴礼记》第四十七篇。
该书按一年12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其中尤以农业生产为重。
内容涉及农耕、蚕桑、畜牧、采集、渔猎、染织、果树栽培及马的阉割等等。
通常认为，书中内藏夏代资料。
可据其所载天文内容考定，约成书于公元前350年的战国中期。
因此，出于创造、完善历法的强烈渴望，华夏民族开始有意识地捕捉以风为媒介的气候变化规律。
与《山海经》禹游历神州的传说相似，《尚书·尧典》则记载了羲仲、羲叔、和仲与和叔为了确定春、夏、秋、冬的分界，为创建旨在服务农耕生产的新历法分别前往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的历史实践。
在“上”
“下”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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