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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
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笑。
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
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自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不被认为是知识。
譬如老一辈农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药，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
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
回顾中国的这几十年，左或右的教条主义政策都不是农民发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折腾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农民那里受到抵制。
那么是谁更愚蠢？是农民吗？
文明成长离不开大量活的经验，离不幵各种实践者的生存智慧。
看不到农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里去。
正如得意于自己高贵地位的人，内心里其实下贱，还在把金元宝特当回事似的。
乡土文明当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条河，不能切换，只能重组。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他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物种资源，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择优重组。
孔见：你的意思是说，要在农民的意识深处去寻找文明的增长点？
韩少功：必须这样。
任何成功的社会革新都需要利用本土资源，依托本土路径，外缘结合内因。
农民群体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乡原”
习气，徇情枉法，就是民主与法制的重大障碍。
但有些人攻击传统没说到点子上，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譬如说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但以前传统的宗族、会馆、帮会、商号，不大多组织得很严密吗？现在很多大企业做假和赖账，缺乏商业诚信。
但我观察农民“买码”
，就是买那种地下六合彩，事情本身很荒唐，但荒唐事居然做得这么大。
他们巨大而复杂的支付网络却十分高效，各个环节都比较诚信，赖账的事偶有所闻，但比较少。
还有一种“打会”
，又叫“转转会”
，相当于民间互助的融资制度，不需要书面合同，不需要法律公证，但几乎不出现纠纷。
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不诚信，说农民缺乏组织能力，而是要具体分析有关条件和原因。
孔见：与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劳动生活，在什么意义上滋养了你的心灵和文学？
韩少功：文人的知识通常来自书本，不是来自实践；是读来的，不是做来的。
这种知识常常不是把问题弄清楚了，而是更不清楚了；不是使知识接近心灵，而是离心灵更远。
恢复身体力行的生活，可以克服文人清谈务虚的陋习，把自己的知识放到生活实际和大面积人群中去检验。
当然，身体力行的方式很多，下乡只是其中一种。
通过这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氏层发生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感应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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