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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
这里有上层和下层不时互相利用的现象。
“文革”
中，这样的临时性的力量组合非常多见。
王尧：这种组合带来的变化很大，老红卫兵参加的政治运动打倒了他们的父辈“走资派”
，他们自己则成了“走资派”
的子女，按照那副对联的逻辑，老红卫兵中的一些人一夜之间就成了“狗崽子”
。
前一段时间，我重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以及《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真的是感慨万千。
韩少功：第二代红卫兵骨干多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所谓“三师”
_即医师、教师、工程师的子弟多，大多受过压抑，容易滑向所谓“极左”
，即在“打倒走资派”
的名义下对红色政权提出改造要求，结果也被镇压下去了，遇罗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湖北的张志扬，湖南的杨曦光，在同一时段也被投入了监狱。
即便同是“极左”
的红卫兵，也有不同的思想成分：当时有的崇拜吉拉斯，有自由主义色彩；有的向往格瓦拉，有共产主义目标。
如果这些千差万别统统被抹杀，历史就不可理解了，也不可能被诊断了，就只能用“全民发疯”
来解释——事实上，现在新一代青少年对“文革”
就是以“发疯”
一言以蔽之。
这正是多年来“文革”
缺乏如实分析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是再一次“文革”
式愚民的结果，将使人们难以获得对“文革”
的真正免疫力。
我们不要在人事上算旧账，历史恩怨要淡化处理，这是对的。
但不能没有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更不能随意地掩盖历史和歪曲历史。
比如说，“文革”
中某些群众性的骚乱，本身也是对“文革”
前已经出现的很多社会弊端的一种消极性惩罚。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很多知识分子，在“文革”
中也站出来造反。
在我所在那个城市，由他们组成的“黑鬼战团”
名噪一时。
他们认为“反右”
是“十七年黑线”
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像这样的细节，在我们后来对“文革”
的描述中完全可能被掩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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