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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文似乎更适合直觉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也更简练接。
这些判断即使出于名重资深的大专家之口，恐怕也述是过于冒险了一些。
英文的词性变化特别方便，～ing可沟通:动词和名词，使之互相转换；诸多动词带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词；苒加上～ly，又成了副词；加上～ment或～ness—类，则成名词。
词际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强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译。
比较起来，中文的词性限制就僵硬一些，词性的活用因无词形的相应改变，也视之为不那么合法的“活用”
而已，屡屡被某些语法老师责、怪。
近年来好些作家热心于一词多性，如“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
“天蓝蓝埤胶着背”
“一片静静的绿”
（引自何立《白色鸟》），这就是把形容词分别动词化，副词化以及名词化，类如某些英语词后面缀上～ing或～ly或～hess时所取的作用。
“（某老太太）很五十多岁地站在那里”
（引自徐晓鹤《竟是人间城郭》），更是把数量词也形容词化了（换一种文法来说则是副词化了），同样是宍破词性限制、力求与英语的词法优势竞争。
只要这类试验更能达意传神而不是瞎胡闹，我部以为没什么不好。
与此同时，西方语言也在徐徐向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靠近，比方英语中的修辞限制成分有前置倾向，德语中有“破框”
趋势等等。
但形成全球统一语言的目标恐怕尚十分遥远，是否可能，也基本上处于根揮不足的空谈之中。
语种纷繁各异，其长短都是本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先于作家的既定存在。
面对十八般兵器，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来凝定自己的思想情感，自然要考虑如何扬己之长，擅刀的用刀，擅枪的用枪；同时又要补己之短，广取博采，功夫来路不拘一格。
语言不光是形式，也是内容。
用“女子”
“女人”
“妇女”
“娘们”
虽表达同一个Wofnan的内容，但语感很不一样，也寓含了很多意义，也是很内容的。
旧的语言研究重在语法，忽视语感，这是理性主义给语言学留下的烙印。
如果说语法是理性的产物和体现，那么也许可以说，语感（口气、神韵、声律、节奏、字形、上下文构成的语势等等）则充盈着非理性或弱理性的感觉辐射。
如果说语法更多地与作者的思想品格有关，那么语感便更多地与作者的情感品格有关，常常表现为某种可感而不可知的言外之意，某种字里行间无迹可求的情感氛围。
古人提出“文思”
之外的“文气”
。
“气”
是什么？“我书意造本无法”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苏东坡语）诗人那种说木清的创造过程，不正是“文气”
使然不正是某种情感的涌动和对语言的渗透和冶制吗？
现在已经有了翻译机，但至今的实验证明，翻译机“可以译出文字，不可以译出文化”
（美国翻译理论家赖达语）；可以译出语法，不可以译出语感；可以译出文思，不可以译出文气；可以译出作者的思想品格，不可以译出作者的情感品格，——终究不能给文学界帮上多少忙。
情感、直觉、潜意识，也甚人生一大内容，更是文艺的主要职能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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