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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化思维一藤三瓜
韩少功：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需要真情实感，需要健康的表达和交流。
在符号的旋涡中，在文化生产的惊涛骇浪中，我们需要多多少少把握住一些值得信赖和为之感动的东西。
这是文化的根本职责。
王尧：这又涉及到信仰的问题。
史铁生对此有不少思考，我曾就此和他交谈过。
他谈到终极关怀，谈到神性，谈到用精神来应对困境和苦难。
韩少功：铁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读他的作品是一篇都不放过。
当然，我与他的思考各有侧重，生活经验的背景也不一样，他毕竟是在轮椅上度过来的，而我是从湖南到海南这样一个过程度过来的。
据我所知，他这些年关心宗教，对基督教尤有兴趣。
有些人看不到宗教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看不到宗教与科学在西方同源和共生的历史过程，把基督教或其他宗教当做“唯心主义”
或“迷信”
嗤之以鼻，完全是无知。
这也不利于我们利用人类文化的传统资源，改进当前的社会管理和心理管理。
但宗教也不是没有毛病，比方说有强烈救世情怀但也有强烈的扩张性和排他性。
我们都知道宗教法庭与宗教战争，还有基督教在北美、北爱尔兰造成的流血。
铁生尊崇自由和爱愿，但我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爱一条小狗与爱一个邻居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光是信仰就不解决问题了。
也许就需要一些形而下的思考了，比方说需要各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解决方案。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支持铁生的关切。
如果没有自由和爱愿这样的灵魂，任何社会科学也都会成为没心没肺的邪说。
现在很多理论生产正是铁生所担心的那样。
王尧：宗教与法制似乎也有很密切的关系。
韩少功：在欧洲文化传统里，法制就是宗教的人间化，宗教就是法制的天国化。
我们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可以体会出古希腊人那种追求公理的劲头。
他们追求一种普遍和绝对的定规。
这种定规用于心灵，就成了宗教；用于物质，就成了科学；用于社会，就成了法制。
不难理解，亚里士多德经常把这种绝对和普遍的公理，称之为“法律”
，也称之为“神律”
，显示出他的公理化思维，一头连通法制，另一头连通宗教。
宗教、科学、法制，是公理化思维这一根藤上结出的三个瓜。
王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最喜欢用科学来反宗教。
韩少功：其实是不得要领的。
英国的李约瑟说过，公理化大传统源于几何学，有古希腊人长于造船、航海以及造房子的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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