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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比我承受的压力还要大得多。
王尧：但那时候的文学也成了最受关注和影响最大的领域，现代化想像和启蒙主义思想通过文学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韩少功：当时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各种新思潮组成了反“左”
大联盟，联盟之内不同的思想资源，不同的利益立场，虽然已有分歧，但仍统一在改革的旗帜之下。
比如党内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知识界里老派的自由主义，与知识界里新派的现代主义，其实不是一回事，也展开了交锋，但不管是使用哪一套西方话语，要干的还是同一件事，那就是批“左”
、批“文革”
，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
不同道路只是不同角度，共同的价值核心是对人的重新肯定，对个人的重新肯定。
王尧：刚开始，我们并不习惯用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肯定人性并且恢复人性的权利。
韩少功：老派自由主义主张解放人性，提倡人道，追求“大写的人”
，但新派的现代主义认为“人对人是豺狼”
“他人即地狱”
“潜意即恶”
，把人道主义看成是虚伪和可笑的乌托邦，用萨特的话来说，是一种“绝望”
的人道主义。
两者构成了欧洲现代人文思潮内在的紧张和冲突，但对于中国的八十年代来说却都是新话题，都是违禁品。
“清除精神污染”
的时候，实际上把这两家一锅煮。
王尧：那时关于现代主义的争议，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
韩少功：后来出现缓和的转机，据说是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召王蒙去解释。
王蒙举了三个现代主义作家为例，一是聂鲁达，二是马雅可夫斯基，三是布莱希特，说他们大多是共产党员，聂鲁达对新中国还特别友好。
据说这一解释改变了中央的态度，对现代主义的政治批判稍稍降温，算是网开一面。
而且王蒙本人还当上文化部长。
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但从“伤痕文学”
到“现代主义”
，官方接纳了文艺界的一些意见，意识形态限度逐步放宽。
胡乔木开始猛批人道主义，不久就沉默了。
王尧：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现代主义，从政治立场上来说，欧洲的现代主义的旗下，确实左右翼都不乏其人。
韩少功：从人生态度上来说也是这样，“同姓不同名”
的现象很多。
北岛在诗中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
，还很有一点英雄主义。
但后来的王朔说我是流氓我怕谁”
，颇有一点流氓主义和颓废主义。
但很多人认为这都是现代主义，区别仅仅在于：北岛的现代主义属于八十年代，王朔的现代主义属于九十年代，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
王尧：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曾经是八十年代的重要旋律，怀念八十年代的人常常为八十年代而**动容。
韩少功：未来是玫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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