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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并不完美的胜利大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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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称鄂西会战为江南歼灭战,并将整个作战过程分为三期,第一期从五月五日凌晨向华容、石首、九都河一带发起攻击始,至十一日止;第二期作战从十二日始,目的是捕捉和歼灭在枝江和公安之间坚持抗击的中国方面第十集团军下辖的高卓东第八十七军和牟廷芳第九十四军。
横山勇给东京大本营的报告称:“军在基本消灭了公安与枝江方面的敌第八十七军、第九十四军之后,一方面剿灭该地残敌,一方面依然保持对常德的佯攻,并逐步准备以后的战斗。
……这样,军已经把敌第十集团军(笔注:总司令王敬久,副总司令彭善)主力捕捉并歼灭在它的所在地,从而第二期作战于五月十八日结束。”
(7)
这是一份具有典型日军特点的报告:目中无人,为显示皇军神威,将战果夸大到极致,将损失减小到极致。
事实很快证明,被横山勇“基本消灭了”
的我高卓东第八十七军,牟廷芳第九十四军,在五月三十日开始的我军大反攻、大追击中乘胜挺进,给予不可一世的日军重大杀伤。
宋瑞珂将军在《鄂西会战》中回忆道:
迄二十八日晚,正面之敌,经我猛攻,加以我空军不断轰炸,敌增援困难。
此时,我出击部队第一一八师(笔注:属高卓东第八十七军,师长王严)和一八五师(笔注:属方靖第六十六军,师长石祖黄)由五峰、资丘攻克渔洋关;敌第三、第十三师团之后方被我截断,陷入我包围之中。
于是我正面各军,于三十日起,乘机出击,全面反攻。
此时,江防军正面之敌乃集中其步、炮、空之全力,分向曹家畈及石牌要塞进攻,并由天柱山向木桥溪方面迂回。
到了五月三十日夜,由于日军遭我江防军连连痛击,伤亡惨重,且石牌久攻不下,全线已呈动摇之势。
坐镇三斗坪的陈诚当即捕捉到这一歼敌良机,于五月三十一日下令吴奇伟率江防军全线转入反攻,施行猛烈果敢追击敌人的策略。
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追歼东逃之敌。
日军拼死招架,因久战疲惫,而且鉴于过去我军追击迟缓,故退却之初,警戒疏忽。
万没想到国军这一次竟然紧迫直追,行动果敢,遂致使恐慌万状的日军兵败如山倒,分向宜昌、宜都、枝江、公安方面狼狈逃窜。
沿途伤兵、骡马、辎重、武器随地遗弃。
敌之担任掩护的后卫部队边打边跑,边跑边打,先后于五峰栗树垴、宜都聂家河、长阳磨市、邬家沱、大桥边等地被我军追击,稍经接触,即仓皇溃退。
在这一大追击的狂潮中,还出现了令国军官兵们既喜又惊,以前从未出现的场面。
在聂家河,我军部队一路追杀,刚刚赶到聂家河边,忽听一阵枪声响过,只见一艘满载日军的机动船加大马力,全速向着我军官兵驰来。
站在船头的日兵拼命摇动手中的一面白旗,其余日军大声用中国话高呼:“别打!
别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反戈一击,起义啦!”
起义来归的这一船穿日军军装的中国人有十七名之多。
这样的奇事,不仅在聂家河出现,在两天后的宜都长江边上,再次上演。
同样是穿着日军军装而不是伪军军装的中国人,同样是反戈一击,战场起义。
这肯定是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事,陈诚战后在恩施长官部接受《新湖北日报》记者杨培新、谢蔚明等采访时,在分析了三个克敌制胜的原因之后,进一步补充说:“第四,则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此次进犯我之敌军中,有我国同胞——南昌人居多——编配在日军之中者,我国人充下等兵,日本人则充上等兵以上职务。
我国同胞深明大义,不甘受敌奴役,杀敌携械来归,此役敌二一七联队(笔注:属三十四师团长野支队)即有中国籍士兵二批,向我某师投诚。”
到了六月一日,进犯野三关之赤鹿理第十三师团得知多路日军已遭重创,正夺路后撤,攻击石牌的第三十九师团也三鼓而竭,极有可能无功而返。
并探知我七十九军已经开到五峰以东地区,另一支中国军队的虎狼之师王耀武第七十四军也正从桃源方向大步流星杀来,不得不开始向东撤退。
陈诚施以“抄敌后路,四处点火,全线反攻”
的战术,急命王甲本第七十九、方靖第六十六军阻击南犯后撤日军,同时派出乜子彬第三十师向石牌要塞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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