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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遵的带领下,他们由越南海防上岸,通过河内、友谊关,到贵阳。
林遵到重庆汇报计划。
日寇占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岳阳等地后,长江成为日寇华东华中战场的一条主要水上交通线。
为了打击这条交通线,中国海军采纳了林遵和曾国晟提出的在长江敌后广泛开展布雷游击战的建议,于一九三九年底组建海军长江布雷游击队。
林遵是第五大队大队长,欧阳晋在第五大队当布雷官,战斗在安徽贵池一带,给予日军重大杀伤。
何必伟则被分到了石牌要塞,担任布雷队少校队长。
早在一九四三年二月,日军为鄂西作战准备,大量增加了沙市、岳阳江河的舰只。
二月十六日,日军攻陷监利,国军海军布雷队冒着日军炮火,在石首、古长堤等各处江面抢布水雷一百五十余枚,大大阻挠了日舰的行动。
日军迫于无奈,后于荆河口外设置拦江钢丝网,以此来防备国军漂雷的攻击。
二月二十八日,国军放设漂雷二十余枚,将日军钢丝防雷网炸毁,并炸沉日军监视舰一艘,随后布雷队又于广兴洲放漂雷五十余枚,阻挠游动日舰。
后日军用橡皮艇从宜昌、洋溪涧等处渡江,国军南岸雷区受陷,各布雷队基地亦受日军狂轰滥炸,损失布雷船二艘,布雷驳艇十八艘。
石牌保卫战爆发前夕,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永绥”
舰亲临第一线,召集要塞各炮台海军官兵训话,勉励海军团结抗战,夺取最后胜利。
在此爱国精神的鼓舞下,热血澎湃的海军与陆军协同作战,结成了江上铜墙铁壁。
日军舰队即使蛰伏在宜昌,也都胆战心惊,担心漂雷袭炸。
海军工程大学兵器工程系博士导师龚沈光,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如下看法:据《长江航道史》记载,八年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共设锚雷一万五千多枚,漂雷一千一百枚。
盟国飞机空投水雷四百六十七枚。
中国军队用水雷击沉击伤日舰艇三百二十一艘,占侵华日军军舰损失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因水雷而死伤的日军官兵达四千三百多人。
水雷,成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的保护神。
日军企图进犯三斗坪以迂回宜巴要塞之石牌背侧,戍守要塞的海军官兵艰苦死守,以炮火有力阻击日舰行动。
在第三十九师团于枝江强渡长江作战时,何必伟的布雷队也频频出击,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他们先通过侦察,选定在宜昌至宜都之间的塔坪桥顺着江面布雷,这里距日军渡河点三四公里,在塔坪桥布放的漂雷,随江水漂流而下,在宜都江面上碰雷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夜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所有布雷队员都换上了当地老百姓的衣裳,何必伟率三名布雷官和四十多名士兵,从石牌登船出发,将十五具漂雷运到平善坝,在此登岸。
而后,在夜色掩护下,悄悄向敌占区进发,绕过密布的敌伪据点和岗哨,穿过敌人的警戒线,深入敌占区,再沿田埂走了近二十里路,才到达塔坪桥。
三名布雷官以最快速度给漂雷装上引爆的硫酸电液瓶和溶化塞,抬到预备的船上,将船划进航道,按预定方案排成一列,依次把雷布入江中,此时已是二十九日凌晨四时,布雷队员迅速沿原路撤回。
第二天从敌占区传来捷报:塔坪桥布下的漂雷在宜都附近江面炸沉敌汽艇一艘,炸死十三人,伤五人。
第三天又收到在人和垸至五家口间的江面上击沉敌运输舰一艘的捷报。
继五月二十九日夜取得胜利后,布雷队犹如被打了一剂强心针,越干越有劲,连续炸沉敌舰敌艇,使敌人胆战心惊,派出重兵疯狂扫**布雷队,布雷队靠着大智大勇,一次又一次击退扫**,继续开展水雷战,炸沉停靠在宜昌码头的日舰一艘,使日舰畏于触雷,而不得不撤往宜都、枝江一带。
日海军舰长森实曾大佐晚年回忆在中国长江作战时悲哀地说:“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
唯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也不可得也!”
直至当年年底,中国海军多处布雷近七百枚,将日军水路交通节节阻截,日舰行动几乎完全瘫痪,即使到了十二月三日日军陆路攻占常德,日舰仍无法予以支持,补给不继,迫使日军不得不于十二月九日撤出常德。
宜昌市政协编印的《抗战烽火中的宜昌》中载:“在一九四三年国军鄂西会战的日日夜夜里,驻守石牌要塞的国军海军,一直冒着日机、舰炮的猛烈轰炸,向长江中布放水雷,同时用要塞巨炮向日舰猛烈轰击,有效地消除了日舰对中国陆军的威胁,保证了鄂西会战的胜利。”
“养在深山人未识”
的石牌村因石牌要塞这些年突然“火”
了起来,每天前来要塞参观的游客络绎不断。
年近九旬的王忠新就如同要塞里那些锈迹斑斑的巨炮、水雷一样,也成了一件刚刚被发掘出来的珍贵文物。
他每天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给游客讲述当年他在石牌要塞亲身经历过,看见过,听说过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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