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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朱两人认为我与阎百川的交情比较好，要我说服阎，不要带黄金走。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阎携带这些黄金，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山西人的生活着想。
我于是向陈、朱二位建议，劝阎放弃这些黄金，而由我与陈、朱三人签字保证，于抵达台北后，请蒋先生补偿他同额的黄金。
陈、朱认为做不到。
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
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
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
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
张大千的请求遭到陈立夫和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
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
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
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那时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但杭立武深知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绝无可能。
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在要黄金或是要性命的紧急时刻，杭立武表现出了一位中华精英人物超凡脱俗的人格力量，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我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此生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给你，也同意运你的画去台湾。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为了能上飞机，张大千满口答应。
当然，对杭立武送上的黄金，他也没有拒绝——在艺术上，张大千是世所公认，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师，但在个人精神境界上，与杭立武先生相比，当不可以道里计。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交给了杭立武。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许多年后，与阎锡山从成都凤凰山机场同机逃往台湾的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特以专章“陪同阎院长飞台遇险”
，记下了阎锡山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1949年12月，身为“行政院院长”
的阎锡山跟随蒋介石从重庆逃往成都，住在成都中央军校。
12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陈立夫到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校长官邸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情绪很坏，一见陈立夫就问道：“今天真奇怪，我召集军事将领开会，大家居然都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陈立夫注意到蒋介石面面凝重，犹有愠色，说：“我们现在情况已经很紧急，很危险了。
四川军人大多数都靠不住，如邓锡侯、王赞绪，潘文华，以及西康的刘文辉，只有杨森比较好一些。”
蒋介石骂道：“共产党马上就要得天下，这些地方诸侯长期以来就和中央离心离德，一定会见风转舵，做临难背主之事。”
陈立夫说：“逃到香港的‘云南王’龙云已经公开登报叛变投共，卢汉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已经把被捕的共产党全都释放了，恐怕也靠不住。”
蒋介石问：“阎伯川还好吗？”
陈立夫想了想说：“不好，自太原失守后，他的思想包袱一直很沉重，情绪不太好。
而且不久前在重庆，他竟然还做出一件让人难以理解之事。”
蒋介石：“伯川做什么了？”
陈立夫愤愤道：“当此人心惶惶之际，阎院长竟在院会上提了一案，完全像共产党的口气，要通过提案清算地主，和共产党争夺农民。
我当时一气，也就顾不得他的资历地位，起而驳道：‘共产党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现在共产党还没来，我们就先来清算地主，你这么做不是帮共产党的忙，自乱阵脚，自掘坟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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