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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校场的中央军校因住了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整日校门人流如梭，步履急促，此时能有资格来军校的多是一些国民党的高官显贵，他们来到学校绝不是向蒋介石请缨求战，而是来找阎锡山讨要飞机票。
阎锡山这位国民党行政院长现在唯一繁忙的工作，就是亲自主持分配飞机座位。
每天都有几百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部长、次长、司长等一类“难官”
“难将”
包围着他的住处大吵大闹，都想早点飞去台湾。
这时大家谁也不管谁，都吸取了逃离重庆时坐不上飞机坐卡车差点当了俘虏的教训。
连谷正纲、陈立夫，以及被国民党封为“孔圣奉祭官”
的“衍圣公”
孔德成，从重庆来成都时都坐不上飞机，不得不坐卡车。
这样的时刻，只要自己能弄到飞机座位就行。
所以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总有几百上千的人去抢座位，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抢到座位。
有人虽有机票，到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从座位上硬拉下来，而让权势更大一些的达官贵人及其家眷先走。
飞机场到处坐着睡着等候上飞机的官员，整天在哭喊、叫骂、吵闹。
成都市区反蒋力量越来越盛，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他不止一次发出了“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的感伤之音。
12月6日，知道局势已无法挽回的蒋介石让阎锡山马上率政府移往台北，还把“美龄”
号提供给他使用。
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处在新春前的一片寒冷之中。
在北风呼啸的成都飞机场上，一群惊慌失措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麇集在飞机舷梯前，你拥他抢，争先恐后往上挤。
远处传来的大炮声，更给这群若丧家之犬的人们，增添了慌乱与急切，犹如炮声就爆响在身边似的，一个个心惊肉跳，狂呼乱叫，拥挤得更厉害了。
已经登机的阎锡山坐立不宁，他回望一眼机舱，舱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
透过舷窗往外望，只见舷梯上舷梯下人若密集的乌鸦，黑压压一片。
他深知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已越来越近了，那秋风卷落叶的雄壮气势，那势如破竹的凌厉进攻，那疾如飓风的进军速度，他是早已领教过的。
此刻，对他和他的“战斗内阁”
成员来说，迟滞就意味着危险，晚升空几分钟就有可能变为俘虏。
他愈来愈沉不住气，愈来愈焦躁不安，终于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身份发出命令：撤离舷梯，马上起飞！
座机像受惊了的一只大鸟，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摇摇晃晃地飞上了高空。
阎锡山当然听不到滞留在机场想逃命的人们的叫骂，当看到机下的城市、村庄、山川、河流越变越小，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到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飞机在空中急匆匆地飞行，阎锡山从舷窗俯望机下成都平原上那一片片庄稼、一道道河流，想到山河变色，江山易手，心中无限悲怆。
几个钟头后，当蔚蓝的大海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阎锡山有一种终于脱离险境的轻松，可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也霎时涌上心头，他清楚地知道，他自视为政治家，将再也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施统治之策了；他自视为军事家，也将很难在这块大陆上施用驭兵谋略了。
当然，他还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开大陆对他意味着既是他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终结，也是他风云激**的军事生涯的最后终结！
与阎锡山同机逃离成都的，除了陈立夫、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三位党国大佬，还有刚刚进入阎内阁担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
以及在飞机起飞之前匆匆赶到的另一位长须飘拂的大师级画家——张大千。
对那一天阎锡山与张大千的表现，学者出身的杭立武极为憎恶，晚年他在接受中央研究字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王萍、官曼莉采访时谈到了那一天的经历：
38年12月9（1）日，我随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来台，同机尚有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等到人。
记得那日，我赶到机场上登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
朱、陈两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
原来，这两口箱子里装的全是黄金，重量超重，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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