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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兰峰的回忆中有两个问题与董其武的回忆不同，一是傅作义并非派专人去医院向孙兰峰转达肺腑之言，而是傅作义本人亲自与孙兰峰进行的来包头后的第三次面谈。
第二，时间是在徐永昌离开之后——即9月19日早晨之后——而不是在19日早晨之前的凌晨。
如此一来，孙兰峰对待起义的态度便在起义签字仪式之前已经由反对、观望变成了赞成并具体参与了起义——这对孙兰峰的人生来说相当重要，因为真实的情况是，他是在董其武、刘万春等38名军政要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的次日凌晨三点，才在通电上董其武用小茶碗给他预留出的位置上补签的字——显然，董其武正是出于袍泽之情，生死之谊，才再一次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有意地为孙兰峰再扣了一次茶碗、留了一个位置。
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峰波澜不惊地历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绥远省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
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91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孙兰峰当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绥远起义第二号领导人”
始终是孙兰峰的一道“红色护身符”
，虽然不能保护他毫发无伤，却使他能够撑过镇反，“文革”
等道道关口而大难不死，最终得已善终——或许，那时候他会想起那只反扣在写在虎皮宣纸上并以红绸缮好的起义通电上的那只含情透义的小茶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12）董其武与孙兰峰的生死友情，贯通了两位将军的漫长人生，足以令后人动容。
（1）归缓系旧时绥远省省会所在地，即现在的呼和浩特。
（2）岳维峻1931年任国民党34师中将师长时，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在双桥镇战斗中被老部下徐向前俘获。
被俘后，按红军的要求，岳通过其旧部为苏区采购了大量的医药器械，还送了大量军装和银元。
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曾中生，适当时候可以将其释放。
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口岳要搞暴动下令将他处决了。
（3）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4）郭寄峤，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9期炮兵科毕业。
曾任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部参谋长。
1944年任重庆市卫戍区副司令，1947年前后任甘肃省主席。
1949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
1998年逝于台北。
（5）徐永昌时系阎内阁不管部部长。
（6）王叔铭时任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周至柔。
周、王交接时间为1952年3月。
（7）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8）南京巳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国民政府此时在广州。
（9）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10）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1）档案记载，绥远起义签字之日是1949年9月18日上午，而非董其武在回忆录中所写的19日。
（12）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出自《诗经·秦风·无衣》首句。
意为：谁说你没有军装？我与你同穿一件战袍。
后引申为袍泽之谊，战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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