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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傅作义对孙兰峰说：“畹九（董注：孙的号），我们共事多年，同甘共苦。
我认为现在走的路是最正确的路子，切盼我们一起走。
眼下北平已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地位上，共产党不会错待我们。
我更有责任考虑到你的政治前途。
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不跟我一起走，那么，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去。
从此以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孙兰峰听了傅作义的话后，才断然地说：“我跟傅先生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傅先生单独行动呢？好吧，眼前就算是火坑，我也跟着你往下跳！”
于是孙兰峰才参加到起义的行列里来，终于在起义电文上签了名……
“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
董其武把时间写得很清楚。
同样是在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录《戎马春秋》的296页上，笔者看到黑字白纸地写着：“9月19日早晨，张庆恩跟徐永昌一同飞往广州。”
如果不是因年代久远，董其武对时间记得不太准确，那就是董将军在事隔多年后，依然出于袍泽情谊，在他的回忆录里再次为孙兰峰扣上了一个“小茶碗”
。
因为道理很明白，孙兰峰当时的思想根本就没有转过来，即便是在迎接傅作义到绥远的那一刻，他真实的思想感情也是“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
在他的认识中，傅作义的北平起义，根本就算不得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而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失败。
既然是重大失败，他当然有理由拒绝参与其间。
其二，傅作义已经与他深谈过两次，孙兰峰仍然是四季豆不进油盐，抱着做党国忠臣的念头索性称病住进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
董其武说，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兰峰的肺腑之言，同时又写得很清楚，徐永昌是9月19日早晨飞离包头的。
那就是说，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是当日凌晨，依照中国人的普遍理解，凌晨应当在早晨之前，从词意上看，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在前，而徐永昌离开包头在后。
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孙兰峰又是怎么说的呢？
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
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
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
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
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
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
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
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
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
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
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
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
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可说的话来。
我只简单地说：“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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