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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时,傅先生带着他的那个师和一个炮兵团向涿州挺进,那时我是他的营长。
1933年长城抗战时,我是他的团长;1936年绥远抗战时,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长。
七七事变以后的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领导下,历任师长、军长等职。
在多年的患难相处、生死与共中,我们和傅先生之间形成了深挚的情谊。
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给予我的启发和帮助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见为依归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傅先生错误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着他走上了这条歧路。
傅先生到北平后,让我以第11兵团司令官的名义负责察哈尔省地区日常的军事。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傅先生让我防守张家口。
当时我们防守人员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这场战斗的结局是什么,但我还是执行了傅先生的命令。
解放后傅先生一再对他的部下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把大家领错了道路。
然而,除了傅先生,我们这些人也是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和深感愧疚的。”
当北平和平解放时,孙兰峰已经为解放军所败,率残部从张家口退到绥远,兵团司令部驻扎于包头。
与董其武一样,他也是从广播中听到这一消息的,没有从傅作义那里直接得到过任何的介绍和解释。
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样一种局面,他感到难以捉摸,内心中一会儿为傅老总懊悔,懊悔他事先对于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形势缺乏明确的决断;一会儿又觉得根据傅老总的长期经历,他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他决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
此后,有一些傅作义的老部下,陆陆续续从北平来到包头。
孙兰峰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比较消沉,一个很大的问题袭上他的心头,傅老总在北平的行动难道不是投降吗?当然,投降也有性质的区别。
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当时他根本还认识不到这种程度,而且更不愿把“投降”
两个字与他崇敬的傅老总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愿与自己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根据大家的谈话给予他的印象,他甚至对傅作义的生命也担心起来了。
就在思绪纷乱、心神不定的时候,从北平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和军统特务头子史泓,轮番来找孙兰峰。
他们说:“傅先生上了共产党的当,把几十万大军和武器都交给了共产党,自己却让人家把他当作大战犯软禁起来了。
将来得什么样的结果,还不一定。
死不了就算好的。
我们实在为傅先生可惜。
傅先生过去是抗日名将,在国内外都是有声望的人,这一下投降共产党,落了个降将的头衔,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实在替他惋惜。
希望孙长官深明大义,万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辙。”
傅作义决定和平起义,主动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时候,孙兰峰不在北平,而是带领部队远在包头。
傅作义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绥远后,孙兰峰心中大不以为然,甚至对傅老总的这一决定大为不满。
孙兰峰在解放后的回忆文章中还写道:“当我得知傅作义先生和平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心中很不以为然,开始时还认为傅先生坐拥重兵却不战而降,自毁了半世英名。”
孙兰峰于是对“起义行动”
采取了一种类似于消极抵抗的态度,不愿合作,而是以生病为理由躲进了军医院。
为了促使这位得力的老部下改变态度与立场,傅作义下了大功夫,这年6月,傅作义专门派王克俊前去包头做孙兰峰的工作。
不料孙兰峰听了王克俊的来意后竟然说:“在我对局势还没有判断清楚以前,我不能轻信任何人的话,也不能轻易表态。
你既然来啦,住上一两天就回去吧!
不过我提醒你,千万不要到部队中去,因为部队中的情况很复杂,有些部队不完全听我的话,我对你的安全负不到保护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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