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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国民党情治系统，不论中统和军统的旧人都不承认与这两次空难有任何瓜葛。
逻辑上说，就算想将“反叛之心已暴露无遗的”
董其武杀掉，也不能把“忠于党国的”
孙、刘二员大将搭进去呀，三巨头要是全见了阎王爷，谁带兵西撤呢？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这两次空难实在太巧了，任何人处在董其武的位置上，也难保不做此想。
董其武晚年回忆说：
7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5）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6），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
事前他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到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南京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
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
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能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
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
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地说：“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的胜利。”
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吗？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要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
徐一听马上说：“这是误会。”
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
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
谈完话后，徐、王就回去了，我们又乘小飞机回包头，飞机起飞时出了事故，我头部受了点轻伤。
后改乘汽车返包后，再改乘火车返归绥。
（7）
当时的绥远省与察哈尔省实为一体，均掌控在对傅作义忠心耿耿的董其武与孙兰峰手中。
孙兰峰，字畹九，出生于1895年，山东省滕县人，18岁开始军旅生涯，后入黄埔军校，历任阎锡山部连长、营长，后在傅作义部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骑兵总指挥，第11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垣警备司令，第9兵团司令官。
孙兰峰将军作战勇猛，性格暴躁而强悍，是个旧军队中常见的粗人。
但是，“粗中有细”
，他的一些言语举止常常颇有深意，令人读后有一针见血之感。
孙兰峰的山东籍贯在傅作义集团中算是个另类，因为傅作义是山西人，傅作义集团中的绝大部分中高级将领也都是山西、陕西和绥远人。
山东人只有孙兰峰一个。
因此，每当孙兰峰遇到什么不痛快、不高兴的事情，火暴脾气就发作了，就跑到傅作义的司令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孙什么都对，就是籍贯错了一个字！”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傅作义听见了一笑置之，也不生他的气。
孙兰峰一直是傅作义的部下，素以“勇冠三军”
著称，作战中跛一足，人称“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
。
这两员大将在傅部从长城抗战到最后和解放军的绥远对峙可谓无役不与，配合默契亲如手足，但据傅部老人讲其实两个人的气质大有区别。
董其武沉默坚韧，足智多谋，善于指挥步兵，有儒将美称；孙兰峰脾气暴躁，作战凶猛，善于指挥骑兵，老部下说起他来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孙兰峰，急火星”
，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
在抗日战争中，孙兰峰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五原战役。
抗战胜利后，任收复热河、绥远、察哈尔先头部队司令。
孙将军晚年回忆道：“绥远起义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继续，是傅作义先生对我和董其武启发帮助的结果。
我在傅作义部下任职30多年，还在傅先生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他当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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