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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晋军更名为晋绥军，绥远的最高行政长官也长期由晋绥军高级将领兼任，商震、徐永昌、傅作义、董其武先后担任过绥远都统或绥远省政府主席，大批编余裁减的晋绥军官兵参加“绥西屯垦”
，使绥远成为塞上谷仓。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与山西被日军物理分隔，山西虽然失去了绥远的控制权，但此后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绥远仍由原晋绥军将领傅作义、董其武控制，绥远，依然是山西人的天下。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太原解放时，部分阎锡山的部下在突围之后，将逃亡的目的地选择在了绥远。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活跃于中国大陆与台湾政坛的一些山西籍高官，也是当年晋绥军旧将的后代。
绥远之于晋绥军，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特殊意义。
1936寒冬的绥远烽火将晋绥军推上了风口浪尖，面对伪蒙军对绥东的进犯，当时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率领晋绥军发起反击，冒着零下42摄氏度的严寒奇袭百灵庙，并最终取得绥远抗战的胜利。
而阎锡山不仅是傅作义的顶头上司，而且还将父亲阎书堂留下的87万大洋悉数捐给了前线将士，在中华民族的抵抗外侮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阎锡山与傅作义一样，也因此成为风光一时的抗日英雄。
1949年1月31日，华北“剿总”
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消息传到太原后，阎锡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
他召集高干开会，大骂傅作义“毫无人格”
，“出卖了北平人民”
。
但阎锡山的愤怒无法改变现实，北平的和平解放对他终归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但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驻北平山西兵站办事处的军需用品全部落入解放军之手。
山西不少军政人员的家属也都在北平，军心人心为之动摇。
当时居住在北京的山西人士，许多曾是阎锡山的亲信或部下，他们都希望太原能仿照北平，和平解决。
陈长捷和傅作义，在众多昔日晋绥军同僚的关注下，一个困兽犹斗沦为阶下囚，一个和平改编成为座上宾。
如此强烈的命运反差，也不可能不在阎锡山的上层干部中引起震动。
而在晋中战役中被俘的晋军高级将领赵承绶，也一再写信给阎锡山，劝他识大局顺大势，争取和平解决太原。
中共中央则允诺，阎锡山如能改变过去的立场，可考虑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但阎锡山对这些善意的言论和举措一概拒绝，还大骂傅作义、赵承绶等人是“没人格，不要脸”
。
他还告诫高干们，傅作义投降后，共产党把他放在内蒙古的一口枯井里坐井观天，解放军允诺的投降条件纯粹是骗人，放下武器命运就会像傅作义一样。
即便阎锡山态度如此强硬，徐向前为太原数十万百姓计，为城中众多古建筑计，仍准备派跟随阎锡山多年、阎锡山一手提拔起来的战将赵承绶，进太原劝说阎锡山。
后考虑到赵的安全，决定改派阎锡山的老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先进城试探。
结果阎锡山非但不听他的老师劝告，反而连师生情谊也不顾，将他的老师以“策动反叛”
罪公开枪决。
为激励军心，阎锡山还向侍从医官室的一名德国医生请教，什么样的毒药能最快至人以死命？这名德国医生告诉他，纳粹军官将一种叫氰化钾的毒药嵌在牙里，咬破即亡，痛苦极轻。
他马上叫川至制药厂日夜研制，但因技术不逮，只造出一种水剂毒药。
1949年2月，在为赴太原采访的中外记者举行的招待会上，他特意在桌子上放了一大堆装毒药的小瓶子，在屋外摆放了一口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面对济济一堂的中外记者，阎锡山宣称：“百川生不与毛贼共戴一日，死不让毛贼辱其躯体。
鄙人决心与太原共存亡。
已令药厂造出自杀药水，如果太原失守，我就和部下饮此毒药，同归于尽。”
这张体现阎锡山“英雄气概”
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的《时代》杂志和山西的《复兴日报》上，阎还在这张照片上签上名，特意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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