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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初，军阀林立，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华大地成为他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
1930年初，全国反蒋力量麇集太原共商大计，各地大小军阀仅派出代表的，就有冯玉祥、李宗仁、韩复榘、石友三、樊钟秀、孙殿英、唐生智、宋哲元、马鸿逵、刘湘、张学良等十余家。
喧嚣之后，这些军阀大多成为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强盛一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军事集团，最终不是分崩离析就是成为一盘散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晋绥军却体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凝聚力，无论内忧外患，始终保持着完整的体系和统一的指挥。
与某些地方军事集团盛产“三姓家奴”
不同，晋绥军在历次战争中鲜有叛将。
1930年，反蒋力量中原大战失利之后，西北军各部大多望风而降，晋绥军众多高级将领也收到了故旧甚至蒋介石亲笔写来的劝降信，但他们无一例外选择了回归山西。
在这次大撤退中，最后接到撤离命令的，是扼守运河渡口的一支连队，在确认不再有友军通过这个生命通道之后，他们才踏上了艰难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归乡之路。
两千里的行程危机四伏，这支弱小疲弊的百人孤旅穿行在陌生的土地上，一路先后遭遇西北军、红枪会、地方民团、东北军的围追和紧逼，但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漫长和险恶，都无法阻挡这群普通士兵回家的渴望和对于晋绥军的归属感。
阎锡山一生中只有两次离开过晋绥军，一次是中原大战失利之后避居大连，一次是太原解放前夕飞往南京商讨和谈条件，即使是在晋绥军最后的谢幕时刻，远在千里之外的阎锡山依然牢牢掌控着这支身陷绝境的军队。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格外重视对于官兵的正规化军事教育和提拔军校毕业的军官，因此，晋绥军的中高级军官基本都是科班出身，这其中又以“保定系”
为主。
晋绥军的13名重要将领曾被称为“十三太保”
，即杨爱源、孙楚、梁培璜、杨澄源、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李生达、李服膺、楚溪春、鲁英麟、董英斌、陈长捷，他们全部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除了十三太保，担任过晋绥军高级将领的还有商震、徐永昌、张培梅、张荫梧、郭宗汾、郭景云、董其武、孙兰峰等人。
对于很多疏于近代风云的年青人而言，这些名字也许只是一个个陌生的符号，但是，他们都以不平凡的经历在民国军事人物志中为自己占据了一席之地，他们有的入主民国军事中枢，有的成为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读完他们的奋斗史，在为他们个人的兴衰荣辱与悲欢离合感慨之余，不能不叹服：晋绥军，真可谓英才荟萃，将星闪耀！
那么，晋绥军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呢？历史研究者们对此众说纷纭，甚至出现了一些截然相反、自相矛盾的说法。
的确，在这支军队的征战史上，既创造过辉煌的战绩，也有过不可思议的失败，如何评价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得到了大家的公认，那就是晋绥军的善守之名。
曾有军史爱好者评议民国十大经典守城战，晋绥军十而有其三，涿州、临汾、太原三场城市保卫战榜上有名。
这一评议未必全面和客观，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支军队的防守能力。
一些人习惯将晋绥军称为“顽军”
，顽军顽军，既是顽固之军也是顽强之军，看来，这“顽军”
之“顽”
，并非浪得虚名。
如今的许多人不清楚山西的军队为什么要在名称中加上一个“绥”
字。
晋绥军之“晋”
，指的自然是山西，而“绥”
，指的是当时的绥远省，这个省直到1954才被撤销，划入内蒙古。
绥远省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呼和浩特、包头两座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当年均在其管辖范围内。
早在清代，绥远道作为山西四道之一隶属于山西，道台衙门驻归化城，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
一代又一代走西口的山西人经营和开发着绥远，在创造繁荣的同时也最终定居于此，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至今仍生活着上千万山西移民后代，上百年过去了，乡音无改，习俗依旧，他们与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尤其是晋北人没有任何差别。
民国初年，袁世凯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而实行了“晋绥分治”
。
1926年，阎锡山在与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中获胜，取得绥远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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