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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遭到蒋介石和共产党重创的阎锡山，为了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正与他的部下在战场上交手的日本人。
而此时的日本已经与中国打了两年多，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
日本政府清楚对中国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日本急切希望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
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
他们认为此时的阎锡山已经让蒋介石和共产党弄得走投无路，正是引诱他上钩的最好机会。
双方的密使一来二去，阎、日之间很快便有了“默契”
。
1940年11月里的一天，时在克难坡上的阎锡山把时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的赵承绶叫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耳提面命了一番。
阎锡山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义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
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拢过去了。
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
咱自己的人也不稳定，宜生（指傅作义）已离开咱们，陈长捷也在动摇。
青年干部“左倾”
的都跑到延安去了，右倾的跑到蒋先生那里做官赚钱去了，胡宗南在西安就专门拉咱的干部。
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
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
如果存在不住，还能谈到其他事业吗？抗战固然是好事，但又没有胜利把握，就是打胜了，没有咱们也不行。
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日本人也想依靠咱们，前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跟他到太原，和象乾（苏体仁字）、西樵（梁上椿字）他们研究研究，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
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去太原。
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去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
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
阎锡山两眼看着赵承绶，好像等待他的回答，见赵承绶耷拉着脑袋没有说话，便接下去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
’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
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
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合作了。
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迁就他们，后一句也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
如果要让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接着又告诉赵承绶几点具体要求，要赵承绶迅速安排前往。
赵承绶虽然思想上很矛盾，但还是带上自己的参谋长续志仁，换上便衣，秘密地到了孝义县白壁关村。
第二天，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命的汉奸省长苏体仁与汉奸梁上椿陪同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少将到来，他们也都身着便服以遮人耳目。
抗战以前，赵承绶与苏体仁、梁上椿都是阎锡山的部属，彼此相当熟悉。
抗战以后，这还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苏体仁私下向赵承绶探询阎锡山的态度：“老总这次下决心真诚和日方合作呢，还是应付一下？如果只是应付，我好想应付的办法来配合老总。
如果真诚合作，就认真安排。”
赵承绶按照出发前阎锡山和他谈话的大意，对苏做了说明，并向苏探询日本方面能不能拨给些粮款以及武器弹药等。
苏体仁说：“看情况，只要老总能早日通电脱离重庆，进驻太原和孝义，这些事是可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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