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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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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加莎平时不怎么跟弗雷德丽卡讨论工作，弗雷德丽卡倒满不在乎，动不动就跟阿加莎谈起工作——毕竟阿加莎对弗雷德丽卡的工作是有兴趣的，所以也喜欢听弗雷德丽卡说那些事。
亚历山大把身体堆入弗雷德丽卡的沙发里，放松地坐着，说起了斯迪尔福兹委员会：
“集合一整组人的意见来写报告真的是太难了。
对于究竟要使用怎样的策略才能完成整份报告，我也正绞尽脑汁地思考着。
基本上，负责执笔这份报告的人有两位，也就是阿加莎和我，我们已经协调、划分好了章节架构。
然后，委员会还有其他编撰小组，各小组负责不同内容——我们有‘口语英语和书面英语’小组、‘教室管控：关爱权威’小组、‘教室实际问题：什么是对的？什么该被纠正？’小组，‘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或者两者兼容？’小组，还有一个‘应该如何进行语法教学？教多少语法？为什么教这些语法，而不教其他语法？’小组。
最后这个小组还有个别名，叫作‘语言作为学习对象’，多细致啊!简直像动物学或数学一样!只听这些名目，就叫人觉得唤醒了心底澎湃的**——那种真实的、紧要的**，你可得注意，那是关于真实的紧要的事情，所涌出的**。
从调研中，你几乎要相信学校里的教师们的宏愿，教师们说想要为学生们创造出完整的人格、友善的环境、充实丰盛的人生、潜能的充分开发、好奇心的满足、自信心、成长、坚毅、机敏，差不多也就是学生需要的那些东西吧。
但当你对比这番愿景检视教师们的所作所为，你会发现他们的承诺就像掌中沙，一泻而去；那种感受也像在显微镜下观察各式各样的生命形态，须臾间，那些生命形态突变成巨大粗壮的蛇，互相缠绕更彼此噬咬。
我们在报告中写的是如何教授语言，而我们笔下所用的那些语言，似乎总是言不及义，无法将我们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们的委员会主席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好几个月以来对我们的整个评议过程不发一语，但不久前突然说了一段话，他表达了对头脑的困惑，他惊讶的是当我们要学习并解析头脑的运作时，头脑本身竟然展现了叫人恐慌的抗拒力。
斯迪尔福兹教授连同汉斯·里克特、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正在为整份报告写一篇序言，意在点明‘孩童’和‘语言’这两者，因成为集中研究和学术关注的课题，到底如何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被卷进剧烈又奥妙的变化中。”
“阿加莎从来不对我说这些，这太吸引人了，你快接着说。”
亚历山大说了下去，他对各编撰小组，以及小组形成过程中成员间不期而至的结盟、敌对，还有各组人员的调整详加描述。
亚历山大特别点出，委员会成员之一、那位记者马尔科姆·弗兰德，尽管在讨论过程中几乎无甚贡献，却在文段概述和归纳整理方面显示出他的职业特长。
他的写稿能力很强，目前正负责“教育的原则：以孩童为中心还是以集体为导向？”
这一部分，亚历山大还告诉弗雷德丽卡，教师们对教室主控权这一议题分成两派：一派反对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教学法，认为孩子们应该按照需求，自然而然地去探求发掘，就像两岁孩童在不经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就能获取语言能力，学校中的孩子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学习；持反对意见的另一派教师则强烈认为，学生同样有必要获取他们懒于获取的知识，有备无患，一旦这些知识派上用场，他们将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即使不是实用的知识，这个“社会”
仍要求社会成员掌握一定知识，尽管在学校中，“社会”
这个概念还不会为学生们制造太多问题，但“社会”
对每个人来说，迟早都将成为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问题”
的根源。
亚历山大继续说着，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绝大多数人憎恶语法，也对语法的教学表示反感；而语法的支持者们，虽然是斯迪尔福兹委员会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人，却掷地有声地倾诉着对语法的热爱——他们热爱语法的规则、语法的美感、语法的复杂。
委员会中的埃米莉·珀菲特是一位童书作者，她赞成学习诗歌，但建议回避诗歌中的语法，她将语法视为“精神虐待”
，于是“精神虐待”
如此轻易地，又增加了一个门类：“精神虐待，有趣的惯用语”
。
亚历山大转述了威基诺浦教授的点评。
亚历山大称赞了阿加莎管理这些编撰小组、让小组成员乖乖听令的高超手腕——就是威胁他们会临时调派撰稿人罗杰·梅戈格和诗人米基·英庇入组。
这两个人没有任何小组愿意接收，却在小组之间扮演着“使节”
的角色。
弗雷德丽卡说在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里见过罗杰·梅戈格一面，亚历山大讲完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情况后，弗雷德丽卡把鲍尔斯&伊登的那次审前会议的事情大致复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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