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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受到生活煎熬，他应该知道世上正在经受折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
格雷厄姆·格林看到的阴暗面是否太多了？也许是的（至少在他的一部分作品里如此）。
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危机还少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环境污染……且不谈道德和精神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横遭亵渎和阉割，人类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危机感、不安全感，大概总比沾沾自喜地活在“愚人的天堂”
（fool'sparadise）里更明智些吧！
1968年，我再次把《命运的内核》打开，这已是我第X遍翻读这本小说了。
故事早已烂熟，我现在专心研读作者的语言，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格林的语言简练、精确、朴实无华却又很有分量，不少词句读起来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叙述中流露出诙谐和机智。
我惊异大师的文笔，也惊异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斯考比把妻子送上开往南非的轮船以后他的思想活动。
“……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
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
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
这不正是我自己的感受吗？我想到另一处作者写的两句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
。
我们有谁不曾有过这种思想：望着一件事物，突然想到自己白白浪费掉的常常不止十五年的生命？
再次阅读格林，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语言文字上。
已经当了十余年翻译匠，出于老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把作者的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尝试用汉语重现，思索、默念，甚至把只言片语写在一个练习本上。
从干校回来，偶然读到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的一篇论文——《论现代英语的简练》，其中多处引证了格林的比喻阐述现代英国文学的修辞手段。
我发现这些摘引全部出自《命运的内核》一书，正是我在那段时期默默记读的。
《命运的内核》我于1979年译出。
外国文学出版社老翻译家孙绳武先生支持我翻译这本书，他认为这是格林写的一系列讨论宗教问题小说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世界观，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我的译文脱稿后，首先请他过目。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译一本有分量的英文书，且由于作者的独特风格，有不少地方我担心处理不当。
孙绳武先生仔细审阅了部分译稿，勾画出值得商榷的语句，他的意见虽然是针对个别词语提出的，但涉及直译与意译，忠实于原文与译文通达等翻译原则问题，使我受益良多。
《命运的内核》于1980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
1988年译林出版社取得版权，再版发行。
1986年我去英国执教，次年第二次会见了格林。
当时我有一个“宏伟”
计划，想在国内出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
，格林慨然应诺为文集作序，并提出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
可惜这次我在国外滞留太久（1987—1988年又赴德国任教），1988年年底回来，第二年春夏之交适逢国内一段不平静的日子。
出版文集的事自然也被搁浅了。
格雷厄姆·格林是在1991年4月去世的，我未能实践对他的诺言，至今感到歉疚。
从1999年春天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译完了格林另一本宗教小说《权力与荣耀》。
这一年我已虚度七十八岁，屈指算来，正是1981年我初次会见格林这位大师时他的年纪[86]，为了回报他的情义，为了回报这位国际知名作家对一个中国译者的热忱和允诺，就让我把《权力与荣耀》的中文译本献给他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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