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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考据学的所谓“实事求是”
是埋头书本，不务现实。
但曾国藩对“实事求是”
的解释，则实现了重大飞跃：“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
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
夫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即物穷理乎?”
这就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
颇为接近。
毛泽东与曾国藩都是书生，都领兵征伐，都创造出一些富有特色的带兵作战的有效方法，正在于经世务实观念的一致性。
没有求实务实态度，以文弱书生要想成就救世安民偌大功业，是难以想象的。
守朴实方可成大器
“朴实”
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用于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
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
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
“朴”
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
“实”
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
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
曾国藩之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
为达到这样的境界，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
的重要性。
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
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
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
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
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
“为民请命”
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
以此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
二字的精神。
对于狡猾的洋人，曾国藩也本着“朴实”
二字，认为如此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
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
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曾国藩提倡“朴实”
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
他所谓的“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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