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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长于湖南，就学于湖南第一师范。
带有强烈地域性特征的湖湘文化传统必然给青年毛泽东以深刻影口向，因此二人具有某些相似处就不足为怪了。
青年毛泽东就学湖南一师时，受杨昌济影响很大。
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程朱理学为宗。
他非常推崇曾国藩，对曾氏诗文、家书、日记精心研读。
直到1914和1915年，他还以全副精力阅读和抄写曾氏著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欲在一月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看完不看他书之意”
，“昨日将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
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学精神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立法为主。
余谓改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
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叹服不已。
杨昌济在育人过程中，极力提倡湖湘文化中的实学传统，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圣贤豪杰，立德立功，德业两全。
他向学生推荐曾国藩，在与青年毛泽东的谈话中，还以曾国藩为例加以勉励：“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的指导中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从曾国藩那里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
他在所写的《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对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颇为推重。
由于受经世实学传统的薰陶，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就是德业俱全、内圣与事功并修的圣贤豪杰。
他仔细辨别了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
。
他所指的圣贤，已包含了豪杰，因此是德业俱全的最高境界。
这种人格，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所追求的。
青年毛泽东把曾国藩当成这方面的楷模，认为他德业俱全、功德圆满，说：”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
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人也。”
将曾国藩与范仲淹并举，认为他们较韩琦、左宗棠的成就要高。
所以他在评点近代人物时，“独服曾文正”
，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青年毛泽东与曾国藩都倡导务实精神，这从他们都以“实事求是”
四字为座右铭可以看出来。
曾国藩批评读书人的通病在于“尚文不尚实”
，因此极力标单一个“实”
字：“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
，“禁大言以务实”
。
毛泽东后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阐述，就主张知行统一、学用结合而言，与曾国藩基本是相通的。
“实事求是”
最早出于班固《汉书》，原意是指做学问的态度，后来真正继承并发扬这一精神的是乾嘉之际的考据学，其治学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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