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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李续宜说：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
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
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很有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
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
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
曾国藩深知自己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
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
同治十年（1871）正月十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偶作联语以自箴，云：“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一本《孟子》“夜气”
章之意，一本《论语》“疏水曲肱”
章之意，以绝去梏亡营扰之私。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
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
这四名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
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矛盾和不断的自我反省中度过了一生。
一方面，功名利禄之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
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
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报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
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
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
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夜与次青（李元度）论古文之法。
次青天分高，成就当未可量。
是日，思白香山、陆放翁之襟怀澹宕，殊不可及。
古文家胸襟虽淡，而笔下难于写出。
思一为之，以写淡定之怀，古所谓一卷冰雪文者也。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他们更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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