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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看到冯桂芬的书后，连称是一本好书，不过又认为虽是“名儒之论”
，但书中所提出来的主张却多数难以实行。
清军在两次烟片战争中的惨败，使曾国藩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在借助洋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将来对付洋人的法子。
当时，清朝内部有许多人提出购买外国的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并从英国购买了7艘轮船，打算“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
。
对此，曾国藩也持赞成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主张购买外国武器不仅是要镇压太平军，还应该保卫海上安全。
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一件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
从这件奏折中，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是将抵御外侮与镇压起义军相提并论的。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思想：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就是重在使“英法亦渐失其所持”
，购买之后招募能工巧匠模仿制造，而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放在了次要位置。
可见，从这时开始，曾国藩心中就在想着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事情，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就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
曾国藩将注意力放在了制造轮船上面。
当安庆军械所刚一创办，他就任命幕客徐寿、华蘅芳试造轮船。
当徐、华终于造出一艘还不怎么完整的轮船——”
黄鹄号”
时，曾国藩欣喜异常，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主，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
三年后，由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局在上海高昌庙创立。
这时，太平军已被镇压下去，曾国藩已经认识到民族矛盾正成为主要社会矛盾。
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以应对将来的外患。
为了支持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多次拨款给制造局，并于1867年制造出一艘轮船，曾国藩亲自取名为“恬吉号”
。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
而另一个更女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
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高明处世，精明做人
为官从政者除了需要晓明大体之外，还应该做到忠于君事，明察秋毫，为百姓排忧解难；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应该聪明机敏，明哲保身。
作为一代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爱”
、“仁”
的思想，对百姓疾苦非常关心。
他说道：“设官为民，官不为民，余所痛恨。”
他了解民瘼、体恤民情，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多次上书反映民情。
例如咸丰初年，曾目藩的《应诏陈言书》、《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就是针对民间疾苦而作的。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曾国藩为了自己所尽忠的封建王朝，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双手沾满了鲜血，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能够体恤民情，希望采取措施解救处于困境中的老百姓。
因此，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和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曾先后两次提出设立“义田”
和“社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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