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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太后也以自己的公正无私、晓明大体的胸怀，不仅免去了外戚专政的隐患，使自己的家族免遭其他专权外戚那样的祸患，而且又杜绝了一些好拍马屁的官员的趋炎附势，保证了国家的利益。
晓明大义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要求官员为国尽忠，造福于民，为君分忧，安固民心；向朝廷推荐人才或提拔、任用人才，使其为国效力。
对于为官一地、任职一方的地方官来说，肃整地方、移风易俗、鼓励农耕、劝民本业就是晓明大体的具体表现。
对此曾国藩说道：“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
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
对于领兵打仗的将帅来说，晓明大体更具有多重含义。
曾国藩在这方面有许多过人的见解。
他认为，“为将帅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怄也”
；“凡将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乩敌情，三日临阵胆识，四日营务整齐……”
即要求将帅既善于知人料敌，又要有胆识谋略，还要治军有方，只有这样，才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为一名合格的将帅。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将帅除了安邦定国之外，还肩负着剿除叛乱的责任，因此先见之明就显得尤其重要。
在这一方面，曾国藩也有着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各地农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连绵起伏，起义接连不断；到咸丰皇帝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清朝建国之初十分强大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在镇压“叛乱”
中，简直不堪一击，屡战屡败，根本不能让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有安宁感。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支新的武装部队来镇压“叛乱”
，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派人物组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湘军。
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也许清政权就会在太平军的进攻下陷于崩溃。
曾国藩组建湘军是他在军事上的先见之明的表现。
而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则是曾国藩从长远角度出发，希望富国强兵抗御外侮的又一种先见之明的表现。
一向自视为“天朝大国”
的清王朝，在道光年间突然遭遇外国势力“船坚利炮”
的进攻。
在”
外夷”
的炮火之下，清军虽然不乏勇敢作战、坚决抗敌的将士，但还是一败再败，结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被迫签订屈辱条约，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
面对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思想，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响应。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行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
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
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
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天翻覆地的变化，“时势日艰”
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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