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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构了权力的主要部分（如果不是这种权力的本质），这种权力因为完全设置在了解和承认的逻辑的内部，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权力。
代表、标记、象征，可能创造了团体的整个现实，而这种团体只是在表象中并且通过表象才接受有效的社会存在。
三、转换
资本的不同类型可以从经济资本中获得，但只有以极大的变革的努力为代价才能获得，这种变革的努力在生产权力类型方面是必需的；而这些权力类型在场内是有效的。
例如，经济资本不需要通过第二手的花费就可以直接获得某些商品和服务；而其他一些商品和服务只有通过关系（或社会义务）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才能获得，这些关系无法在适当的时刻即时行动，除非它们被确立并被维持了很长时间，就像这些关系只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而存在着，因而超越了实用的阶段，这也许是以对社交活动的投资为代价的，这种社交活动的投资必定是长期的，因为只有经过时间上的推延，纯粹的、简单的负债，才会转变为对非特殊债务的承认，这种非特殊债务也可以被称为感激。
与经济交换的经济透明度相对的是，社会交换的根本性意义的含混，在经济交换中等价物是在同一时间易手的，而社会交换则预先假定了误认的存在，也就是假定了信任的形式和欺诈的形式（在自我欺骗意义上）的存在，社会交换的根本性意义的含混，预先假定了一种更为微妙的时间经济。
因此，必须假定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同时那些改变了的、经过伪装的经济资本的形式，向来不能完全简化为经济资本的定义，这些资本产生了属于它们的最特别的效果，但这些资本（对其占有者）掩盖了这个事实，即经济资本是它们的根源，换言之，（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中）是它们所产生的效果的根源。
要理解资本起作用的真正逻辑，理解资本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换，理解控制资本的保存法则，必须抛弃两种对立、却又同样偏颇的观点：一方面，是经济主义的观点，它在最终的分析中总能将每一种资本类型都简化为经济资本，它忽略了使资本的其他类型产生特殊功效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符号学主义的观点（现在由结构主义、象征性的交互作用主义、民族方法学来表现），它将社会交换简化为交往现象，它忽略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一切事物都可能被普遍地简化为经济学。
根据与保存能源原则等同的原则，某个区域的利润必定是由另一区域的消耗来支付的（因此像浪费这样的概念在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中是毫无意义的）。
对普遍的等价物，以及对所有等价现象的衡量，无非是通过（最广义的）劳动时间来完成的；如果在每一种情况中，都能同时思考以资本形式积累的劳动时间，和把资本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一种类型所需的劳动时间；那么，就能在所有的转换中证实社会能源的确得到了保存。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将经济资本转变为社会资本，其实就已经假定了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劳动，即很明显的是无偿花费的时间、注意力、关心和关注，我们在使礼物人格化的努力中也能看到类似情况，这种劳动对交换中的纯粹金钱的输入具有转化的效应，同样地，它也改变了交换的意义。
从一种狭隘的经济观点来看，这种努力注定要被看做是纯粹的浪费，但从社会交换的逻辑角度看，这是一种坚实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利润在将来最终会以金钱或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同样地，对文化资本最好的衡量途径，不容置疑的是花在获取这种资本方面的时间的多少，这是因为把经济资本转变为文化资本，预先就假定了时间上的花费，而这种花费只有通过对经济资本的占有才会成为可能。
更精确地说，这是因为在家庭内部有效地传递的文化资本，不仅取决于花费时间积累的、家庭小团体所占有的文化资本的数量，而且也取决于（通过经济资本，这种资本使文化资本能购买其他人的时间）能够用到文化资本上的可用时间（尤其以母亲的自由时间为表现形式），正是这两者保证了这种资本的传递。
通过延长受教育时间，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的确能带来某些收益，但是这种投资只有在很久以后才能得到回报。
资本的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和在社会空间占据的地位的再生产）。
这些转换从转换工作的角度，和（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特定状态下）转换自身固有的损失的角度来看，是代价最小的。
资本的不同类型可以根据它们的再生产性加以区别，或更确切地说，可以根据它们如何轻易地被传递来加以区分，即带着或多或少的损失和或多或少的隐蔽性来加以区分；损失率与隐蔽的程度成反比状变化。
一切帮助掩盖经济因素的东西，都倾向于增大损失的风险（尤其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转让）。
这样，资本的不同类型的这种（明显的）不可比较性，就把高度的不确定性引进到资本的不同类型的拥有者之间的所有交易中。
同样地，公开宣称的对预测与抵押的拒绝，赋予了交换这样一种特性，即使得交换倾向于以一种义务资本的形式生产社会资本，这些义务从多少和长远的角度来看，是用得着的（如礼物的交换、服务的交换、互访，等等），那种对预测与抵押的拒绝，必然会承担忘恩负义的风险，它否定了对无保证债务的承认，尽管这种债务是那些交换旨在生产的。
同样地，文化资本传递的高度隐蔽性（在其固有的损失风险之外）也有其弊端，因为体制化形式的学术资格，既不能像贵族头衔那样传给后代，又不能像股票、证券那样任意转让。
更精确地说，扩散性的文化资本，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的文化资本，躲避了观察与控制（因此教育制度似乎只能将荣耀嘉奖在自然品质的头上），只有当文化资本被教育制度认可时，即被转换成一种资格的资本时，文化资本（至少在劳动力市场）才能不断增长而发挥出全部功效。
应该说，文化资本从属于比经济资本更具有掩盖性，但也更具风险性的传递。
当教育资格被以一种官方特殊的方式进行投资时，它就会成为合法地接近数量不断增长的地位的条件，尤其是会成为接近统治地位的条件，教育制度越来越倾向于剥夺家庭团体对权力和特权继承的垄断。
家庭团体从不同性别和排行的孩子中选择合法继承人的权力和特权，也越来越受教育制度的威胁。
经济资本本身也提出了不同的传代问题，这种传代取决于它所采用的形式。
因此，有关占有的武断性的问题，在传代过程中表现得最尖锐（尤其是在继承的时候，对所有的权力来说，这都是一个关键时刻），每一种生产策略同时又是一种合法性的策略，它既是排他性占有的策略，又是再生产的策略。
颠覆性的批判通过永存性原则，暴露了传代权利的武断性，和这些权力的传递的武断性（诸如启蒙哲学在自然的名义下，为反对出生的武断性所作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统治阶级。
这种破坏性的批判已被结合进了体制化的机制（例如，继承法则），那些体制化的机制的目的在于控制官员，控制权力及特权的直接传递。
资本的拥有者更感兴趣的是，采用那些传递性伪装得更好的再生产策略，这是通过利用资本类型的可转换性而得以实现的，但资本拥有者因而也付出了资本可能遭受更大损失的代价。
因此，资本的官方传递越是受到阻碍，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资本秘密流通的效果，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就越具有决定性。
作为能够掩盖自己作用的一种再生产工具，教育制度的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大，而伴随这种扩大的将是社会资格方面的市场的统一，正是这种社会资格赋予了人们占据显赫地位的权力。
（包亚明译）
[1]选自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皮洛士（Pyrrhus，公元前319—前272）是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曾率兵至意大利与罗马人交战，在赫拉克莱亚和奥斯库鲁姆付出惨重代价，打败罗马军队，由此即以“皮洛士式的胜利”
一语借喻惨重的代价。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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