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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科学家与语义结构的设计者为了传达科学语言的实用解释，必然需要这种尚未被形式化的语言。
2.通过上面这一番考察，我们也就暗示出第二点，也是更为基本的一点，即用科学语言的句法或语义规则来取代认识论主体之先验功能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种形式化的科学语言恰恰不能利用语言或世界的某一假定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按前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乃是先验的。
这种形式化的科学语言必须被当做一种约定结构由科学家来采用并证实其合理性，科学家能够而且必须用一种元语言来为这一约定结构提供一种实用解释。
我认为这一点已经表明，不能像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把指号功能的语用学维度——它由查尔斯·莫里斯引入现代科学逻辑——归结为经验心理学的课题。
这一语用学维度倒可以被看做是在指号学上对康德所假定的统觉之先验综合的模拟。
康德作为一个意识分析者，必须假定一个认识论的前提，即通过认知必须达到某种诸如意识的综合统一之类的东西；同样，现代科学逻辑学家从语言分析的指号学基础出发也能够假定——或者说应当假定——通过指号解释的方式必定可以达到某个关于世界的主体间解释的统一体之类的东西。
现代分析哲学的拥护者或许会反驳说，现代科学逻辑与康德的逻辑的区别恰恰在于，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假定一个世界解释的先验统一体，而必须满足于一个由专家作出的关于科学命题解释的“批判的约定论”
。
我想，波普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和后期卡尔纳普也许会一致地提出这一反驳意见。
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个准康德的观点出发，给予上面的反驳意见以如下回答：与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约定论相对立的批判的约定论或许无意于把知识归约为纯粹的约定，它只是想以保留可错论来区别专家的特设性约定和关于科学命题之有效性的主体间的绝对一致；但这就意味着，获得正确理解的批判的约定论非但没有撇开而倒是预设了一个绝对的主体间解释统一体的假定（一个规整性）观念。
也许，上述关于现代分析的“科学逻辑”
情形的批评性评论能够使你确信，通过语用学特别是通过蕴含在语用学中的主体间解释问题，这门学科便被引回到康德式的“先验哲学”
。
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但愿你不会忽略，我以上评论所提出的道路并没有回溯到历史上的康德那里，甚至也没有回溯到19世纪的新康德主义那里，而是回到对先验哲学的语言分析或指号学改造上去了。
二、皮尔士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指号学改造
我们刚刚概略地勾勒出来的纲要，实际上已由一位与德国新康德主义同时代的美国哲学家予以详尽阐发了，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这位美国哲学家就是查尔斯·S·皮尔士，我们现在不妨把他称为美国哲学的康德。
皮尔士开创了三维指号学，作为他的“探究逻辑”
的三合一的基础；这种三维指号学后来由查尔斯·莫里斯引入到现代“科学逻辑”
之中。
皮尔士的“探究逻辑”
从一开始——从1867年推演出“新范畴表”
开始——就是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批判的重建（在建立一个等价物的意义上）。
限于篇幅，我不能在此详尽阐发我对皮尔士哲学的解释。
但是我想说明我的主要论点，这就是：我们可以把皮尔士的哲学探究理解为对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指号学改造。
我下面将在对几位以研究康德和皮尔士之关系而著称的哲学家的评论中来展开这一论点。
肯普斯基最早认真地分析了皮尔士与康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分析见于其著作《C.S.皮尔士与实用主义》（1952）。
肯普斯基向我们表明，皮尔士在1892年就已经成功地从对命题函项的一元、二元、多元的分类中推演出他的三个普遍范畴（第一性，第二性，第三性）；用这种方式他就做了类似于康德从判断表进行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那样的工作。
然而肯普斯基认为，皮尔士的形而上学演绎可以说是悬空之物，因为他并没有相应地从“极点”
，即从统觉的先验综合来进行范畴的先验演绎。
肯普斯基认为，康德的“极点”
对皮尔士来说是“神秘的先验论”
，因而皮尔士不能理解康德的首要问题，更谈不上解决它了。
于是，皮尔士就不可能实现从“逻辑形式”
到经验范畴的转变，最后不得已放弃了康德式的探究而代之以对范畴的现象学发现和对范畴进行归纳证实的前康德的形而上学。
由此，本来是个局外人的皮尔士就俨然进入了新康德主义阵营，或者毋宁说，与19世纪末现象学转向对新康德主义的消解挂起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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