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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德到皮尔士：对先验逻辑的指号学改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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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科学逻辑”
的先验维度
如果把康德的作为一种科学逻辑的《纯粹理性批判》与现代“科学逻辑”
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最深刻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一种“意识分析”
，后者则是一种“语言分析”
。
康德力图阐明科学的客观有效性，为此他实际上是用先验逻辑取代了由洛克和休谟发展出来的知识心理学，但是他的探究方法仍然与作为意识之“极点”
的“意识的综合统一”
相关联。
而且根据这一先行概念，康德提出了他的先天综合法则，即关于诸如直观、想象、知性和理性等心理能力的功能法则，以取代休谟的心理学联想法则。
这与现代“科学逻辑”
是大相径庭的。
现代“科学逻辑”
不仅对心理能力不置一词，而且连作为科学知识之主体（与科学客体相对立）的意识问题也几乎不在它的讨论之列。
用以取代康德先验逻辑的这些必需成分的，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形式逻辑的更新形式（即数理逻辑），更准确地看来，乃是关于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
作为语义结构的科学语言为那些先天法则提供了新的主体；“就事物形成一个受规律支配的情境而言”
，这些法则规定着对事物的描述和解释的可能形式。
这样一来，康德关于科学知识对任何意识而言的客观有效性问题，就由现代科学逻辑通过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把它解决了；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将保证科学假设或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和可证实性（可确证性）。
康德的意识，即科学知识的先验主体，在现代科学逻辑中的遭遇如何——如果我们这样发问，那么，对认识论的那种句法—语义学重构的历史意义就一目了然了。
正统的回答可能是：我们不再需要先验主体这一假定了。
就作为科学主体的人的问题而言，主体可以被还原为一个科学客体，也即还原为行为科学这门人类科学的客体；另一方面，就科学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之逻辑条件问题而言，康德的主体的先验功能可以为科学语言的逻辑所代替：语言逻辑和对命题或命题系统的经验证实一起，取代了康德关于客观经验的先验逻辑。
然而，在我看来，现代科学逻辑的上述正统观点，并没有切中它所面对的真正问题；这种观点所蕴含的一种唯心论因素掩盖了现代科学逻辑的原始纲领即逻辑经验主义纲领的缺陷。
只要我们有望用关于一种所谓的事物语言或事实语言的句法和语义学来保证经验科学的可能有效性的主体间性，就可以认真推广用科学语言的逻辑来替代知识主体的先验功能。
正是这一点促使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认为，必须把“语言逻辑”
看做是“先验的”
——这显然是针对康德而提的，并且认为在世界中并不存在的科学知识的主体即是作为世界之界限的语言的功能。
然而同时，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逻辑一致性，还是科学的经验可检验性，均不能为关于一种事物语言或事实语言的逻辑句法和语义学所保证。
这就表明，有必要在以下两处引进作为科学命题之可能性和有效性条件的所谓语用学维度也即指号解释的维度。
1.两个困境之一是著名的证实问题，在这里人们必然要把重构起来的科学语言与可观察的事实相联系。
很显然，恰恰由于语言分析这一形式，现代科学语言不能用纯粹的事实，而只能用所谓基本命题来证实科学的理论或假设。
但是为了给基本命题本身提供有效性，人们需要科学家们的一个主体间沟通。
这些科学家是科学命题的实用解释者；就他们不可能完全被还原为经验科学的客体而言，他们也就是科学的主体。
再者，根据逻辑语义学来看，这一主体间沟通的语言不能与逻辑上重构的科学语言相等同；相反，它必定在实践上与尚未被形式化的语言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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