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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前者是被转向“一致同意”
，这种“一致同意”
先于我们并且在这种意义上是存在的；后者是预期一种以调整观念形式表现的未来自由，这种自由不是现实而是一种理想，即无限制和无强迫交往的理想。
由于这种明显的对立，我们达到了这场争论最生动的但也许是最无益的观点。
因为在最后，诠释学将会说，如果不是从你自己曾谴责为非立场（non-place）、先验主体的非立场出发，那么当你求助于自我反思（Selbstreflexion）时你是从什么立场讲话呢？确实，你是从传统基础讲话。
这种传统也许与伽达默尔的传统不相同；它也许是启蒙运动传统，而伽达默尔的则是浪漫主义传统。
但它仍然是一种传统，解放的传统，而不是往事回忆的传统。
批判也是一种传统。
我甚至要说，批判投入到最感人的传统里，即自由行动的传统里，逃离埃及和耶稣复活的传统里。
如果逃离埃及和耶稣复活从人类记忆里被抹掉……那么也许就不再有解放的旨趣，不再有自由的期望。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没有比先天理解本体论和自由的末世论之间的所谓矛盾更易欺骗了。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遇到这种错误的矛盾：好像它是在怀旧和希望之间必须作出选择的！
用神学的话说，如果没有对解脱过去的行动的背诵，那么末世论就不再是什么。
在概述这种传统回忆和自由期望的辩证法时，我并不想以任何方式去消除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之间的区别。
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特许立场，而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各有不同的区域性偏爱：一方是注意文化遗产，也许最坚定地关注文本的理论；另一方是制度理论和统治现象理论，焦点是对非人化和异化的分析。
鉴于各方为了赋予它们的普遍性要求以具体特征而必须被区域化，所以它们的区别必须被保留，以避开任何合并的倾向。
但是，哲学反思的任务正在于消除这种欺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将使对过去的文化遗产的重新解释的旨趣与致力于自由人性未来主义方案的旨趣相对立。
（洪汉鼎译）
[1]选自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2]关于这场论战的历史是这样：1965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出了第二版（第一版是在1960年），这一版有一篇答复第一批批评者的序言。
哈贝马斯在1967年于其《社会科学的逻辑》一书中首次作了攻击，矛头针对《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为成见、权威和传统正名以及著名的“效果历史意识”
理论。
同一年，伽达默尔出版了《短篇著作集》第3卷，其中有1965年讲稿《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以及《修辞学、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
哈贝马斯在庆祝伽达默尔70年诞辰的纪念文集《诠释学与辩证法》里写了一长篇论文《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1970）作答。
伽达默尔的《修辞学、诠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和哈贝马斯这篇文章以后重印于哈贝马斯和其他人汇编的《诠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1971）一书中，此书附录有一篇在1965年发表的题为“一般背景”
的关于原则和方法的解释。
哈贝马斯关于当代意识形态的看法可以在他为赫尔伯特·马尔库塞70年诞辰纪念文集所写的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里找到。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蒂宾根，1927。
[4]《真理与方法》，德文版，264页。
[5]同上书，264页。
[6]《真理与方法》，德文版，265页。
[7]同上书，265页。
[8]同上书，265页。
[9]同上书，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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