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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乌托邦动态
把被称为“时空乌托邦理想”
的这套理论描述为完全空洞的，这是一种错误。
确实，存在着许多替代它的方法。
首先，格迪斯和芒福德在他们各自对城市和地区的研究方法中所采纳的进化论证风格促进了对人类活动的一种认识，在其中，处于变化规模上的空间生产是同样强制并常常冲突的经济、科技和文化需要的表现（如芒福德所述，城市首先要被当作“一件艺术品”
来看）。
芒福德的著作，虽然特殊且不完善，但却注入了某种时空乌托邦理想（尽管最近所做的某些灾难性选择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乌托邦情绪）。
这种长篇小说很典型地认识到社会和空间是由持续的斗争过程塑造的。
如果需要的话，这种小说形式适合于一种更强烈的时空动态。
静态的并最终被实现的古典乌托邦理想的空间制度形式被抛弃了，它们要么被当作不可实现的，要么，如果已经实现的话，则被当作不稳定的、仍处于向尚待确定的其他某物的变迁之中。
让我们看一看金·斯坦利·罗宾逊有关火星殖民地的三部曲。
一开始是探险航行，紧接着就是对无人居住的遥远星球的积极的殖民运动（虽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它把殖民的历史地理改写成一部有关火星环境和社会—空间形式变革的长期传奇。
这个传奇的特点就是各种斗争；与火星环境作斗争及殖民过程本身的内部斗争——首先到来的一百名移民和后来者之间的斗争，地球上的权威和火星上的新生社会之间的斗争，尤其是殖民者自身内部就广大问题（比如政治表现形式）而展开的斗争，但最特别的是“改变”
火星环境所带来的道德和政治权利的问题。
火星上的社会形态带来了对世界的生产，这种生产持续不断地从自身内部发展出新的形式，但却不是以任意的方式。
每一决策瞬间都标志着一个“非此即彼”
的逻辑，赢得战争（身体上的或思想上的）的人改变发展的轨迹，本身却未必需要包容所有的反对意见。
总是遗留一种权力和论证的残余，它们往往在稍后作为一个替代的颠覆力量被恢复。
因此，读者不是被介绍到一个已经建成并被发现的稳定世界中，而是被创造一个新社会—生态世界的辩证法所吸引。
我不是用罗宾逊的例子作为某种范本来说明应该如何制定时空乌托邦理想，虽然它确实例证了文化形式如何可以用来阐明替代性时空动态。
此外，单纯依靠长篇故事作为灵感之源存在着许多危险。
比如，用“纯”
文学（或艺术）来代替乌托邦理想可能意味着我们未能从莫尔的《乌托邦》或贝拉米的《回顾》这样的政治小册子中获取如此断然、如此清晰地传出来的政治讯息。
很难想象罗宾逊的著作作为对贝拉米干预（现实）的回应，激励了19世纪末期兴起的所有此类政治运动。
更为糟糕的是，艺术创新轻易地掩盖了变革行动的真正困难。
正如莱维特斯（Levitas，1963）所评述：
我们似乎回到了昂格尔在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与看起来几乎无关紧要的前景之间所作的对比。
然而，在这点上，对罗宾逊三部曲的解读能提供一个更深层次的极为重要的见解。
他的乌托邦故事中包含着无数的与实际历史地理的相互参照，即资本主义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宣扬的帝国征服、殖民和新殖民活动，其故事中的历史和地理指示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它立足于火星环境的实际特性（包括所有独特的自然危险）并求助于未来的科技，但它还是不可避免地呼吁全面质疑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以来控制自然这一极为重要的西方思想。
面对恶劣的火星环境努力生存下来，这简直可以说是英雄行为。
此外，把在火星上进行的殖民化过程植入到跨国的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争论和科技政治体系中，这也得到了明确的公认。
对火星的殖民是一种努力：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把社会秩序从它的地球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它是一种只获得部分成功的努力，准确原因马克思在他致伊加利亚人的公开信中作了陈述（参见第2章）。
小说对后启蒙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经验所进行的秘密对比是很大胆的（新的火星社会秩序的产生稍稍与《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权力的兴起有一些相似）。
这使得罗宾逊的三部曲很容易地成为高度批判性的后殖民解构的目标，但我宁愿以一种比较肯定的方式来评价它。
在实际历史地理的转变（以严格构成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能够支配的所有力量来理解）与替代我们现在时空动态经验的乌托邦设计之间的内部联系上，它提供的预期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九、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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