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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种主要的授权种类。
第一类，展开社会生活的实际实验；第二类，加强对“我们社会经验的制度的和虚构的框架的自觉控制”
，而第三类则帮助“改变群体生活的某些能力，正是借助那些能力，集体生活用依附和支配的关系把人们绑在一起并因此使他们成为预定无个性的角色代表”
。
为实现这个目标，昂格尔设想了三个主要的制度改造领域：管理章程、系统组织和权利体系。
他在这些领域内探索各种建议从而努力避免无止境开放的可能性所暗含的浪漫主义色彩，他希望，这既能够激励潜在替代方案的意义，同时又可推动个人转变，这些个人转变缓和了我们都嵌入其中的日常生活之“保持惯例的结构”
与通常表现为革命性和破坏性暴力的“改变冲突的结构”
之间的反差。
这样，他希望“把社会性从它的原本（script）中解放出来，并使我们对于他人来说相互成为自己都知道的独一无二的人而非团体对照体系中的占位符号（placeholder）。”
我在这里对昂格尔进行了非常详尽地探讨（虽然对于一项非常丰富且复杂的三卷本研究成果来说，这远谈不上公正对待），因为在我看来，在关注幻想可能实现的机制方面，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的分析对这个世界很有益。
现在，他与巴西的工人党合作解决进步政治行为的宪法和法律方面问题。
在像阿雷格里港这样工人党掌权已好几年的城市中，执政者想出了一些高度创新的手段来加强大众授权和民主治理形式，这其中的大多数具有昂格尔所代表的那类思想的特点（参见Abers，1998，对阿雷格里港实验的描述）。
把这些实验转换到像巴尔的摩这种城市的情境中，它们确实会非常有用。
我们需要从中学的东西很多。
尽管如此，昂格尔并没有考虑过社会秩序安排的特殊空间模式——他所表述的全部东西始终来自于对空间因素的概括。
我不认为这对他的论点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无须克服太大的困难就可把他的批判和重新设想社会机构的方法扩展到空间形式的水平，并因而把他的论点转变为对进步的民主化和授权（诸如此类的，它实际上正在阿雷格里港被创建）有着更加审慎思考的时空动态。
然而，昂格尔研究方法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困难。
比如，他指出了他称作“所谓对替代方案的兴趣与表明这种兴趣真实性的实实在在的迹象的缺乏这两者之间令人惊讶的差距”
。
他还指出了“强烈的逻辑社会理论的幻觉”
（主要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和对自发的革命行动创造力的信心已经解除了左派的建设性的政治想象力”
。
接下来他写道：
试图设计出比在主流左派文献的党派论坛中所发现的替代方案还要审慎的方案的少数那几个人很快就被当作乌托邦梦想家或改良主义的修补者被抛弃：如果他们的提议过于背离既定的安排，那就是乌托邦者；如果他们提出适度的改变提议，那就是修补者。
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奋斗的事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轻易设想出来的变革经常都不值得有计划的运动为之牺牲，那些运动的时间表经常不尊重个人寿命的维度。
如果所有这些还不够，自诩的方案制订者注定还会有一个最后的惊奇。
他将被谴责为——有时指控人恰恰一分钟之前还声称他们需要替代方案——教条地预期了将来，而且试图抢在不可预测的情形之前，就好像蒙田的警告没有什么力量似的，蒙田警告道：“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要驶向什么港口，那么就没有什么风能帮助他”
。
（1987a）
这是相当敏锐的素材。
不过，结果是，就每个人而言（包括昂格尔），在确定自己可能会希望驶向哪个港口时会犹豫不决。
正是在这个方面，昂格尔拒斥任何一种特定制度安排或社会关联模式所造成的封闭性。
像列菲伏尔一样，他试图使选择机会永远敞开。
无情的“非此即彼”
辩证法被回避了，更加温和的（昂格尔比较喜欢的词之一）、更加令人鼓舞的黑格尔先验政治学得到了支持，解放政治学思想的反独裁主义在这里达到了某种界限。
人们没能认识到任何事情的实现都需要（至少是暂时需要）围绕一套特定制度安排和特定空间形式的封闭，而且这种封闭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在人类事务中有其影响力的物质性声音。
抛弃全部左派乌托邦思想言论就是把合法有效的权威问题搁在一边（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这个问题交给保守派的道德准则——新自由主义和宗教种类的保守派）。
正如马林所评述的，它使乌托邦概念成为物质世界中无任何针对性所指的一个纯粹能指，而且对当代许多理论家而言——昂格尔也在其中——那正是这个概念能够而且应该逗留的地方：作为一个纯粹的希望能指，注定永远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所指。
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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