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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例如，言语行动理论强调表述行为的特征。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游戏在不可分解的总体内包括语言和行动被相互连接，“A正在用建筑石料进行工作，有石块、柱石、板石和石梁。
B必须递送这些石料，而且要按照A需要它们的顺序递送。
出于此目的，他们使用由‘石块’、‘柱’、‘层板’和‘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
A大声叫出它们，B随叫随到地递送他已经知道要递送的某种石料。”
[18]结论是必然的，“我也将称由语言和行动编织成的整体为‘语言—游戏’。”
[19]很明显，每个客体的物质特性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的一部分，是我们称之为话语的东西的一部分。
构成不同立场并且因此与某种言语要素在关系上同一的东西不是建筑石料或层板石的观念，而是它们本身（我们知道，与“建筑石料”
观念的联系对于建筑一个建筑物来说从来是不够的）。
言语与非言语要素不仅仅是并列的，而且构成了不同的结构化的位置体系——即话语。
因此，不同的位置包括完全不同物质要素的散布。
[20]
在此情形中可能被争论的是，话语统一是目的论计划的统一，但是并非如此，客观世界并不必然具有终极意义，而且大多数情形下实际根本不需要任何意义的相关顺序就被结构化：某些规律性建立起相区别的位置使我们足以能谈论话语形态。
由此而来的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话语的物质特征在构造主体的经验或意识中不可能被统一，相反，不同的主体立场分散地出现在话语形成之中。
第二，连接的实践，作为差异体系的固定打乱，不可能由纯粹的语言现象构成，而是必须通过话语形态被结构化来打破各种各样制度、例行习惯和实践的整个不透明性。
对复杂性及其话语特征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领域开始离开了模糊的方式。
从葛兰西到阿尔都塞，它的特有形式是逐渐地肯定意识形态的物质特征，因为不存在简单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具体化于制度、习惯等等之中。
过去所做的这些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即形成的同一性是在“上层建筑”
概念下思考的，然而，现在变成了理论上充分阐述直觉的障碍。
正是这个先验统一与其分散的物质性相对立，所以它需要既求助于统一的阶级角色（葛兰西），又需要求助于对再生产规律的功能性需要（阿尔都塞）。
但是一旦这些本质主义的假定被放弃，连接范畴就需要一个不同的理论身份：现在连接是没有先于或外在于分散的被连接要素的基本层面的话语实践。
（3）我们必须考虑我们已经确定的话语范畴中心所具有的生产力和意义。
通过这一中心，我们使客观性领域有了重大扩展，而且创造了条件，使我们可以通过前面几章的分析来思考大量置于我们面前的关系。
假设我们试图在自然科学话语构造的客观性形式基础上分析社会关系，这就会立即对那种话语内可能构造的客体和关系产生严格限制，某些客体和关系预先就被排除了，例如，隐喻不可能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客观关系。
但是这排除了概念化地阐明大范围社会和政治领域客体间的关系，例如，我们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列举”
建立在被分成两个阶级阵营的社会空间范围内不同阶级成分之间同等关系的基础上。
但是这个同等假设了在真正不同的内容之中类推原则的作用——这除了隐喻变换外还能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通过“共产主义列举”
构成的同等并非是话语之外构成的现实运动的表达，相反，这一列举话语是有利于塑造和构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力量。
一些类似的事情以“矛盾”
那样的概念出现——下面我们将回到那里。
如果我们从自然主义的典型方面考虑社会关系，矛盾被排除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关系当成是话语构造的，矛盾就变得可能了，因为，尽管正统的“真实客体”
排除了矛盾，矛盾关系还可能存在于两个话语对象之中。
终结话语非话语二分法的主要结果是放弃思想现实的对立，以及由此而来那些说明社会关系的范畴领域较大的扩展。
同义词叠用、转喻、隐喻不是给主要的、基本的现实社会关系增加第二层意义的思想形式，相反，它们是社会在其中被构成的主要领域本身的一部分。
对思想现实二分法的拒绝必须一起伴随着再思考和直到现在还一直被当成唯我独尊的那些范畴的互相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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