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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互不相通往来地共同生存着。
这两个形象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观念，我们不能够太快地提出结论，认为“超出价值观（valuefree）”
因而是“科学的”
历史编纂学可以让我们摆脱相同与差异的二元对立，使我们洞察意识形态的表述，同一种对古代世界现实所作的“客观”
叙述来取代意识形态的表述。
也许正相反，我们需要考虑到我们同过去交往时必须要穿过想象界，穿过想象界的意识形态，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总是要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
无论如何，这些假设正是我们现在要探索的问题。
二
有四种解决历史主义困境的传统方法，这些解决方法有些像一个联合体（binatoire）或结构置换规划。
我称这四种方法为“文物研究”
（antiquarianism）、“存在历史主义”
（existentialhistoricism）、“结构类型学”
（structuraltypology）、“尼采式反历史主义”
（i-historicism）。
这四种立场中有两种等于否认或批判历史主义困境问题本身的立场。
从单纯文物研究中，我们可以最直接地观察到对历史主义困境的否定。
在文物研究里，过去并不把它的爱好强加于我们，过去的遗址不因为热忱奉献给英明女皇或为一部19世纪工业小说，而提供正当的“研究主体”
或合适的理由。
过去的遗迹只被认为是历史事实，如同所有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一样。
文物收藏作为个人嗜好而具有幽灵似的第二生命。
我们不禁要说这个立场以废除“现在”
的简单姿态，“解决了”
现在与过去的关系的问题。
文物研究中的“现在”
的标志体现在马尔维尔（Melville）的那句话里：“一位在语法学校工作的患晚期肺结核的门房，喜欢擦拭自己的发黄陈旧的语法书，这些旧语法书不知怎地温柔地令他想起自己的死期将临。”
歌德的《浮士德》中，第一个场面里的焦虑足以表达单纯文物研究立场的令人窒息的苦恼，而尼采的《历史的利用与滥用》正是针对这种立场而进行的辩证反应和反击。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不具备任何理论辩护的文物研究的立场可以推翻理论本身。
事实上，文物研究是历史编纂学中强大意识形态的文化相应物与意象，即经验主义本身。
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排演一番对经验和经验主义历史编纂学的许多强有力的起诉控告，这些控告可以用双重诊断来再现：批判理论本身就是理论，客观“事实”
的概念本身就是理论建构。
在此，我只局限于把经验主义立场看作是一个第二等次的、反应式的、批判性的或解除神秘化的立场。
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这种立场称为对预先存在的和常规的阐释符码的“解码”
形式，不论这些常规阐释符码是民间传说或通俗故事（古代历史编纂学），还是对历史的理论洞见（启蒙主义历史编纂学），也不论它们是对伟人的所作所为和命运的单纯顺时叙事（19世纪的新生社会史），或是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4]如果是这样的话，经验主义历史编纂学或曰文物研究便不是自身的第一立场，而是预先假定已经存在其他的历史观，把推翻其他历史观视为自己的立场和使命。
三
对待过去的第一个有真正实质的理论立场是我们所称的“存在历史主义”
。
“存在历史主义”
表达一种意识形态立场和一整套理论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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